第三，运用跨学科研究手段探讨中国现代史和当代政治。作品分“大战在即”、“兵灾连绵”、“孤军奋战”、“饮鸩为盟”四大部分共19章，描述了日本侵华起因、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花园口决堤、重庆大轰炸、难民西迁、河南大饥荒、中国远征军、开罗会议、豫湘桂会战、百年雪耻等抗战阶段性重大事件，过程叙述精彩纷呈。作品更具新意的是将国民政府、共产党、盟国各方对日本、汪伪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聚集在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三大战时人物上，对中国现代政治及社会格局的未来演进铺就了底色。作者认为，中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化必然过程中的偶然，全局贯穿着对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深刻思考，独具启迪意义。

　　作者有关“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这样的现代政治思考：“中日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是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日本的大东亚主义开始变质，日本人的思维被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念所占据（若不说是被误导的话），这个信念就是他们有责任去领导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邦，把他们从帝国主义中解脱出来，走上自由之路。而中国则发展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将日本看作与西方国家一般无二的侵略者，这与日本人的思想南辕北辙。”

　　阅读中，有关中国人民族性、国民性的深刻剖析，能使读者产生强烈共鸣，中日两国有关这场战争的民族情结在70年后的今天，依然影响着两国关系。作者以鲜明的立场和观点，为读者架起了历史反思与现实政治的桥梁，指出了中国百年不屈的现代化建设之路与抗日战争的关系。

　　第四，昭示了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未来方向。在很多西方人眼中，数十年来，“二战”就是一场以美国、苏联和英国为主的同盟国抗击纳粹德国的血腥战争。在作品中，作者摆脱了长久以来西方中心论的束缚，立足中国国情认识这场战争，对中国抗战的复杂性和艰苦性给予足够理解，认为付出惨重代价、做出伟大贡献的中国，不应被忽略，更不能被遗忘，更蕴含着历史上的中国就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深意。

　　在作者看来，1945年二战在亚洲的“突然”结束，留下了“未竟事业”，相比于欧洲，亚洲走向的全面和解，道路悠远而多需时日。各国应从二战中汲取历史教训，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处理好动辄紧张的中日、中美关系。作者在书中强调，战争年代国家间“此消彼长”的“零和”思维，曾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此观点已远不适合和平发展的今天，亚洲及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分配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在一个区域内，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成为日趋重要的大国之间，保持和平发展、和谐共处是可以做到且必须做到的。中国国际战略学者曾指出，甲午战争以来120年的东亚战略格局的演变，中日美俄四大国的关系，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化，每次变化都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未来20年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和平崛起既有可能又有先例可寻。非常显见，知往鉴今的史学功能一如既往地丰富着东西方智慧，共同预测了大国关系的未来。

　　作者拉纳·米特“后记”中的一句话尤其发人深省：“在中国更为显著或者从长远发展来说，更加意味深远的是利用战争团结中国内部，在世界政治中将中国的形象定位成团结合作而非分裂对抗。”《联合报》前社长、《远见》杂志创办人张作锦先生曾在本书香港繁体版导读中写道：“现在两岸虽说已开放交流，但敌对立场依旧，在法理上和事实上，‘内战’并未完全结束。西方人在二战历史上遗忘了他们的盟友中国，但中国人自己不能遗忘——不能遗忘内战使中国在国际地位和权益上的损伤。如果兄弟继续阋墙，损害就会继续增长。”

　　贫弱分裂的中国，何曾被世界想起过；

　　强大统一的中国，还会被世界遗忘吗？

　　掩卷沉思，这正是这部作品留给全中国的问题思考。

　　当然，这部作品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作者从头到尾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奉为正朔，自然对正面战场不惜泼墨，而关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仅有零星叙述。对一些人物的评价，也远非中国人能够接受，如“战时，试图改变中国的三个男人——毛泽东、蒋介石和汪精卫，各自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而规划了不同的道路。”如此衡量个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即不科学也不严肃甚至是错误的。另外，全书资料的引用，很多取材于台湾馆藏和敌伪档案，对中国大陆的资料缺乏研究分析，所引传媒资料良莠芜杂难辨真伪，实为作品之缺憾。

　　但总体而言，这本书能重新让世界了解中国抗日战争之艰难，体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巨大贡献，具有还中国一个历史公道的出版价值。在全球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作品中的诸多缺憾冠以瑕不掩瑜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