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一大支柱是其遍布世界关键地带的同盟关系网络。一般认为，在军事方面，美国有60个协约盟国。在美国的同盟关系网络中，欧洲的北约成员国特别是英国、德国，中东的沙特、阿联酋、以色列、伊拉克，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是其最重要的盟友伙伴、实施控制战略和集体防卫的主要支点。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总体处在下降趋势中，不仅不能有效尽到保护盟友伙伴安全的义务，而且以其将军事部署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政策使部分欧洲、中东盟友产生了被抛弃的担忧，美国经营的同盟体系在多个点上出现松动迹象。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因双方对伊朗政策的分歧陷入历史最低点。美国与德国的关系因斯诺登披露的美国监听丑闻和在乌克兰危机中制裁俄罗斯的态度差异而发生动摇。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因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申请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初始成员而受质疑。

　　2015年3月，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作出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决定，之后引起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效仿。美国把中国发起亚投行视作对美国领导下的战后全球秩序的挑战，一直在游说自己的盟友不要加入。奥巴马政府指责英国在作出加入亚投行的决定之前未与美方充分沟通，迁就中国。事实上，英国的决定反映了美国以外西方国家的普遍心态：在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的同时，不愿放过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在机会。

　　在美国的游说对象中，最终与美国站在一起拒绝亚投行“诱惑”的是日本。根据日本媒体和学术界披露的消息，由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插进政府核心部门的“自己人”选择性地上报信息，过度强调必须维护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权威性，导致安倍误判了英国对亚投行的态度，陷入决策被动。不过，安倍最终维持了拒绝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并在随后与奥巴马的通话中说，这表明日本是美国最可靠的朋友，美国是日本的唯一盟国。5月28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安倍享受到最高礼遇，奥巴马在白宫会晤他时强调，日本是美国“最紧密的盟友”。

　　在那次访问中，美日首脑共同确认了两国军事同盟关系由区域级别至全球级别的转变。此前，3月下旬在纽约举行的日美外长和防长“2+2”会议就修改防卫合作指针达成共识。这是美日两国时隔18年再修防卫合作指针。美日同盟因1951年缔结的安保条约而形成，冷战期间以应对前苏联威胁为基本指针，1960年首次修订明确提出美国对日本承担防卫义务。1997年第二次修订明确了应对“周边事态”拟采取的三方面40项合作内容，使日本自卫队得以在亚太地区发生冲突时以配合美军作战的形式介入周边事态，标志着美日同盟由防御侵略的“内向型”转变为介入地区冲突的“外向型”。

　　此次调整的新指针制定了日本自卫队在世界范围内协助美军的框架，进一步扩大了日本自卫队对美军的后方支援能力和配合作战范畴，美日将在跨越亚太的广泛地区展开合作，实现从“平时”到“有事”的无缝对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2+2”会议后对记者指出修改防卫合作指针是“历史转折点”，还重申“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

　　谁都看得出，中国的加速崛起和朝鲜半岛危机源的始终存在是促使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主要导因，两国是在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美国正在推进以防范、牵制中国崛起为重要宗旨的“亚太再平衡”，但无力独自支撑这项任务，迫切需要调动盟友伙伴的力量，为此竭力在亚太构筑包括韩国、东南亚、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的小多边安保合作网络。

　　长期以来，美后一直把美日同盟视为亚太战略的“基石”。随着美国决意把21世纪打造成“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其对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盟友圈的倚重度必然调升。

　　奉行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安倍晋三立志实现“夺回强大日本”的个人抱负，利用自民党长期执政和日本社会保守化趋势固化的局面，加紧推进修改战后和平宪法进程，以重塑日本的发展模式和对外战略，变日本为拥有完全独立军事能力的正常化的日本。安倍政权对美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重在满足其在军事、政治和战略上“借船出海”、“倚美制华”的私利。

　　与美日修订防卫指针相匹配的，是战后日本防务政策的重大变化。如果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在1997年的修订意味着日本“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日本战后始终内向的安保政策第一次将视线转向海外，那么，与2015年的修订同步进行的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进程允许日本在特定情况下采取“自卫”手段对外行使武力，套在日本军事力量身上的战后束缚进一步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