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在经历了前几年政冷经热的尴尬局面后，中日关系在今年有所缓和。11月27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首相官邸表示中日两国的春天已经到来。12月1日，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是日中两国通过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向真正实现“战略互惠”关系迈出的第一步。

观察家们自然对中日关系全面恢复充满期待。但也有评论认为，福田固然知华，但并非亲华，其考量中日关系依然要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准绳。所以，中日关系在福田时代依然处于十字路口。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一般以为，中日间历史问题是悬而未决的主要矛盾，甚至在小泉时代“拜鬼”成为衡量两国关系的政治底线。福田首相不拜“靖国神社”、在历史问题上也较为客观，是不是中日关系就能摆脱历史的掣肘？最近，北京周报记者就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战后索赔等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

北京周报:同样作为二战中受害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比起全世界对于广岛的了解程度，发生在南京的暴行却在西方世界少为人所知，您曾经做过一次题为《促进历史共同认识，建设南京和平城市》的演讲中，演讲中提到应该让南京的战争意识影响日本以及全世界的人，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步平：就影响力来说，或就二战残酷性来说，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是比较典型的战争罪行。另外一个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因为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和战后的反对核武器有关，所以战后影响大一点。相对来说，南京的影响力小一些。但是现在，在日本有这样一种声音，他们列举了三个二战中最残暴的事例，就是奥斯维辛，广岛和南京。但是中国目前不太赞成把这三者并列。如果从把他们并列的角度来看，超越了对战争性质的判断，完全是站在平民的层面来说的，是一种战争被害。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确实是平民受到伤害，但有一个问题，日本是受害国，但在战争中日本又是加害国。而中国只是战争受害，从这个角度来看，南京更典型，在促进和平方面南京能起到一个更大的作用。所以扩大南京的战争影响是很重要的。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曾经想把一个旨在反对战争，反对核试验，反对核武器的展览推到美国去，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这个展览片面的光强调日本是战争被害国，现在一部分日本人士意识到自己只强调了战争被害，却没有认识到加害责任，这是日本的一种觉悟和思考。扩大南京的战争影响，也可以让日本更好的认识自己的战争责任。

北京周报：11月3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东中野修道名誉侵权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判，夏书琴取得了全面胜诉，并判定日方支付损害赔偿金400万日元。这是继李秀英胜诉之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第二次在名誉权国际诉讼案中获得胜利。通过这个案子，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民间对日索赔的结果？

步平：对于索赔结果的判断，媒体的判断比较片面，就是看拿没拿到钱，拿到钱了就是胜诉了，没拿到钱就是败诉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对于民间索赔的结果，应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法庭的判决是否承认历史事实；第二，政府或者被告是否负有责任；第三，经济赔偿。如果法庭的判决又承认历史事实，又认定责任，又给赔偿，这样就是全面胜诉。如果认定历史事实，认定责任，但给予部分赔偿，也可以叫胜诉。如果认定历史事实，认定责任，但没有进行赔偿，我们可以叫部分胜诉。如果三者都没有承认，叫做败诉。

根据这个来判断，夏书琴的案子是全面胜诉，承认事实，承认责任，给与赔偿。绝大多数的以政府或企业为被告的起诉，法院判决的结果都是认定事实和责任，但没有给赔偿。出于中国政府在中日建交时承诺放弃索赔，以及时效等原因的考虑，日本法院没有判决给予赔偿，但是前两项日方是承认的，我们可以叫部分胜诉。我们过去总是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历史事实，现在我们在法律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但是媒体的报道过多的强调了我们没有拿到钱的结果，说我们败诉了，这样的宣传就把我们十多年的努力全给抹杀了，使得大家看不到我们这些年努力的成果，只是看到了没有拿到钱的结果。事实上我们的努力是取得了重大成效的。

对民间诉讼的结果，我个人认为，让他承认历史事实和承认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目的。至于是否能够得到赔偿，并不是最主要的。在中日建交的时候，我们承诺不要求日本进行赔偿，理由是不增加日本民众的负担，我们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也是很有超越意识的判断，我个人觉得我们不能再退回来。

北京周报：根据您的了解，日本的青少年对于南京大屠杀有怎样的认识，他们是否了解这段历史并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步平：目前这个认识不是非常理想。但是有一个认识我们需要纠正一下，日本历史教科书并非对南京大屠杀只字不提，在日本多数的中学教科书里，是提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的，或者说南京事件、南京虐杀，但是在受害人数上他们和我们的表述是不一致的。还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日本中学近代史教育比较薄弱，因为和我们古代史近代史分开的教材不同，日本的中学历史只有一本书，统称日本史，按照编年体的顺序，讲到近代史时通常已值学期期末，所以教师对其讲解往往一带而过。而且，即使日本青少年知道南京大屠杀，但对其残暴的行为并没能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在中国，我们可以通过电影电视媒体、周围人的讲述了解到万人坑，三光政策等等，然而日本的学生并不具备这样的教育环境。

北京周报：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70年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已经35年，两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但是历史问题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在未来的中日交往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历史问题？

步平：我们说中日关系是“政冷经热”，冷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在历史问题上做一些工作。但是历史问题的差异或者说分歧恐怕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媒体或者有些人简单判断的情况--即日本不承认侵略责任，我们要求它承认侵略责任。日本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不承认战争责任的人，即右翼；但同样也有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承认战争责任甚至反省战争的和平势力，还有相当多的人处于两者之间，对有些问题有些模糊，但基本能够客观看待历史。我们应该和这些力量一起努力，共同批判，并和否认推卸战争责任的势力斗争。

北京周报:您认为中国的青少年应该如何看待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

步平：总的来说，我希望我们的青少年在看待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时应更加客观全面。目前，在看待中日历史问题时，有些青少年不了解日本社会战后对待历史问题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我在给青少年讲课的时候，会告诉他们，日本战前和战后，对于靖国神社，对于教科书的看法，是有变化的。我们没有意识到日本变化的一面，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国的媒体报道不够，有些报道不够准确也不够全面，这样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偏差。国内过多的强调了日本右倾化的问题，使得我们听不到日本国内进步的声音了。但实际上，很多真正在努力的日本进步力量我们并没有报道。比如说战争赔偿的民间诉讼，民间诉讼的主体原告是中国或者韩国的受害者，但是真正在法庭打官司的原告的律师都是日本的律师而不是中国律师，在日本律师的背后，是有日本的和平团体在支持，包括和平团体在募捐、集资，提供给受害人，包括帮助中国的受害人到日本去打官司，但是这些情况国内鲜有人知。

第二，日本国内进步力量和右翼两派的斗争使我们不容易看到这种变化，让人觉得日本右翼的势力好像还很强，这也是日本内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