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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再创与超越——寄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时永明  ·   2019-05-10  ·  来源:北京周报网
标签:亚洲文明对话;文明互鉴;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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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机盎然、姹紫嫣红的五月,亚洲各国的宾朋将汇聚北京,举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倡议召开的,目的在于通过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交流对话,“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推动各国之间的文明对话,不仅反映了中国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也反映了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当今时代的变局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全球文明体系的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对文明问题的再认识,来为今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寻找方向与动力。


文明的本质在于不断进步

  对于文明一词的概念,迄今为止尚无明确的定义。根据法国布罗代尔教授的《文明史纲》,文明一词出现在十八世纪中期。其基本含义是“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一般指与野蛮相对立的状态。中国华夏文明由于在周朝时期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和完整的礼仪规范,因此在先秦时期就已有用教化对应野蛮的概念。而以近似于现代文明概念的“文明”一词对应野蛮则产生于公元900多年。当时前蜀官员杜光庭提出“柔远俗以文明”,既以文明教化的方式安抚远方邦国。 

  文明的概念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它是表明人类社会治理体系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在近代欧洲是将个人举止优雅有教养,和社会生活井然有序等表象作为硬性标准,而将不达标的视为野蛮。在中国古代的礼制社会中,将遵守礼仪规范视为文明人的基本标准。《礼记》中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但文明既然是与野蛮相对的词,其内涵也就具有相对性。就是某个具体的文明形态本身通常也含有时代性的局限,它可能相对于在其之前的社会是一种文明社会,但相对于在其之后的就是一种野蛮社会。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鼓励日本人民努力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也指出西方各国专好战争是一种野蛮行为,因此,日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要明白,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绝不能以西洋文明为满足。这其实就是在学习西洋文明的同时,提出了超越西洋文明的概念。不过,不幸的是,福泽本人连同受其影响的日本,最终还是将西洋文明中的野蛮一起学了去,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道路。而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视其他文明为野蛮,肆意用武力解决问题,在国际上实行强权政治,仍然是西方文明的一大特色。这也是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遇到的最大困扰。 

  回到对文明概念的探讨。从文明概念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来看,文明是人类有目标的进步进程。而就具体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而言,文明应该是指人类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人类自身的表象特征。从人类制造生产工具开始,人类就创造了自身的标志——文明。这个标志表明人类开始脱离自然存在的一般生物行列,成了寻求自主存在的智慧生物。人类前进的历史过程就是文明的进步发展进程。工具的制造反映了人类认知和创造能力的发展。人类在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中,也创造着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核心是人类的社会建构能力。满足人类自身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能力,以及使人民生活和谐幸福的社会构建能力,构成了文明发展的两大主线。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其发展的方向是使人类社会不断走向和谐,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由此,我们可以说,文明的本质就是人类以自身幸福为核心的不断进步的进程。从这点来看,不同形态文明之间不仅不存在必然冲突的因素,而且还有相互融合的动力,而导致人类冲突的因素,恰恰是我们还不够文明。 


交流互鉴是文明的文明发展方式

  历史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时间先后的差异上,更多地是表现在地理环境的分布上。地理环境的相对隔绝和语言障碍的存在,导致了文明的表现形式,既文化的差异普遍存在。尽管如此,事实上也几乎不存在一个与世隔绝,单纯依靠自身发展起来的文明。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产物是各形态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欧洲的拼音字母是由古代埃及人创造的。经过希腊、罗马传入欧洲。学习已有的东西比创造未知的东西要容易得多。这个简单的道理决定了一个乐于发展的文明也乐于借鉴和学习。所以,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在亚洲地区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比如,中国在唐朝时期派玄奘去印度学习佛教。而日本则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可以说,历史上亚洲国家之间的文明借鉴是以文明的方式完成的。当然,文明借鉴真正的意义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学习后的再创造过程。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通过冲突的形式来实现的。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传播也主要依靠的是武力征服。西方征服世界带来了两个新东西,全球化和现代化。对亚洲国家来说,传统文化都由此受到挑战。从文明进步的角度看,几乎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对这两样东西持拒绝态度。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两样东西与自己的传统文化对接。造成这种对接困难的原因是多样的,除了文化结构的差异造成的困扰之外,还有外部来自西方的基于利己主义目的的干涉主义。干涉主义的危害在于它剥夺了各国人民自主的文明重构权利,将学习认知借鉴的过程变成了一种服从命令的行动。 

  二战以后,随着联合国的建立,人类文明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基于主权平等的经济互利合作,文化多元包容和社会共同发展的阶段。但由于冷战,导致了亚洲内部部分国家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亚洲地区内部合作动力增强。但在相互认知上依然受到多重因素的干扰。从外部环境看,国际上出现的“文明冲突论”,“价值冲突论”,“地缘政治冲突论”等一系列说法,给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带来不少心理困扰。 

  亚洲国家普遍面临的课题是如何发展的问题。现代化的进程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过程,也不是简单的上层建筑的改造过程。这可能难以避免地包含着文化的改造过程。但由于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现代化仍然包含着富泽谕吉所说的野蛮因素,所以亚洲国家需要的是吸取人类进步的精华,去掉外来的糟粕,发扬自身文明的优良传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借鉴、再创造,进而超越的道路。提倡亚洲国家间的文明对话,就是要在文明再创造的过程中,携手前进,共同打造我们未来的命运。(作者系资深亚太问题学者、北京周报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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