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世界，充满动荡和不安。回顾这一年的形势，有必要从年内两场国际会议说起。 

　　第一个是年初，2月在德国召开的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欧洲观察家们在特朗普入主白宫、欧洲难民危机等带来的不确定感中，满怀忧惧地展望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后西方”“后秩序”时代已经来临的观点。 

　　慕安会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发问：反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侵蚀传统的西方价值体系和民主政治，开放社会的敌人开始大举进攻，加速西方的衰落，“旧的国际秩序是否正在瓦解？新的国际秩序是否正在生成？” 

　　第二个是年尾，10月在俄罗斯索契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14届年度会议并未如以往那样集中关注俄罗斯国内局势和政策走向，而是热烈讨论国际秩序的变动趋势，认为主权国家构建的秩序已很难在全球治理上有所作为，只有建立“去军事化”的国际秩序才有望解决，但构建这种秩序的过程极为艰难，“世界处于失序的边缘”。 

　　两场会议不约而同锁定国际秩序变动是有道理的。过去数年，美国陷入内部政治失能和海外由其一手制造的战争而难以自拔，中国加速崛起全球影响力急剧扩大，欧洲一体化进程接连受挫面临崩解压力“西方秩序中心”地位一去不返，俄罗斯内忧外困全球大国实力基础迅速流失，印度上升势头也很明显但诸多内部问题和战略思维的狭隘限制了其发展前景。同时，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旧有和新形态的经济、安全与社会挑战交相作用，加剧了世界的跨国跨境风险，现行国际多边机构在应对时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低效能。 

　　2017年的国际形势，继续充斥着反映这些纷乱线索的大事件、大变动。最突出的几个现象是： 

　　---美俄关系深陷因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的后续效应和特朗普政府“通俄门”丑闻造成的桎梏，回暖无望，继续在地缘战略竞争的泥沼里打滚。 

　　---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升为亚太地区头号的安全热点。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弹道导弹发射行为近乎失控，核导技术跨越式发展，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冷战后最严峻危机。美国应对朝核问题执迷于军事威慑与战争恫吓，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打破地区战略均衡，严重偏离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轨道。东北亚徘徊在战争边缘，一旦失控将彻底打破战后安全秩序。 

　　---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第一年大幅调整美国对外政策，奉行带有明显保护主义和新孤立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以实力求和平”信条，一方面继续强化在中东和西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安全部署，一方面率领美国从非关键领域已做出的国际承诺中退出，放弃部分全球领导责任，将在全球事务中的投入重心从多边合作转向双边谈判。 

　　---在美俄和部分亚非、欧洲国家的合围打击之下，成建制形式的“伊斯兰国”走向覆亡，但其人员却四散进入不同国家，继续利用互联网等工具传播极端思想，在英国、美国、法国、瑞典、埃及、阿富汗不断制造“独狼”式恐怖袭击，国际反恐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以外部势力介入下的什叶派-逊尼派明争暗斗划线的中东乱局也远未终结。 

　　---欧洲在左与右的拉扯中艰难维护一体化的成果。尽管在荷兰、法国、德国等国的选举中，中右力量保持了执政地位，但右翼排外和反一体化力量的进一步抬头仍是欧洲政治回避不了的趋势。欧洲将继续内部事务缠身，其作为“国际体系中心”的日子一去不返。 

　　所有这些相迭加，正是现行国际秩序日益失效，新的秩序体系无法及时替补到位发挥作用的综合表现。而在2017年的国际形势演变的复杂脉络中，两条线索显得最为突出和实质，简单讲就是“一落一起”“一退一进”：“落”和“退”是指美国乃至西方整体衰落的势头更加明显，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西方秩序退潮，特朗普政府自国际事务中的退出对国际关系造成巨大冲击；“起”和“进”是指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全球性大国地位和作用日益丰满，与俄罗斯等复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合作也不断加强。 

　　这样两条线索在本质上凸显出新兴大国崛起与超级大国守成的“战略错肩”格局，表明力量对比的变迁对19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西方中心主义”的颠覆与重构已经正式开启，既带动着广大中间力量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重心，也加速着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与战略博弈中心的进程。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小心翼翼地处理彼此关系，维护合作，管控分歧，防止发生正面冲突与对撞。习近平6月赴佛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晤，11月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抛却对华丽名号的追逐，回归最基本的朴素认知：“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美好未来”。 

　　然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经济、政治、社会到战略，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就像特朗普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总额2535亿美元经贸合同与协议大单无法一举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一样，市场摩擦、制度竞争与战略博弈始终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另一面。 

　　瓦尔代论坛创始人、俄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甘诺夫预测，未来15年世界将形成两大力量中心，一个是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中心”，另一个是基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对接的“大欧亚中心”。特朗普的心腹密友、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在离开权力中枢后四处演讲，警告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不要低估中国崛起的潜力，21世纪将是太平洋的世界，中国是真正的“地缘政治扩张主义者”，对中国的妥协已把美国置于极其不利的处境。 

　　卡拉甘诺夫的建议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靠中国，俄罗斯作安全提供者，共同遏制美国的战略轻佻行为。卡拉甘诺夫的期待或许是未来故事的一种可能发展前景，但他需要认识到的是：尽管有保护主义的重新兴起，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现在和将来，所有国家都在同一个经济体系内，这与冷战时期美苏各领导一个体系相互对抗的局面截然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俄这三个关键力量要么共同发挥引领人类社会进入合作共赢新时代的表率作用，要么以相互敌对冲突联手导演一场全球体系的大崩溃。 

　　世界关注着中国。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塑造力量，然而世界的未来是如此充满不确定性，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人类美好前景的可期性？作为一个自身仍面临艰巨均衡发展任务的复兴大国，中国能担当起为世界提供新的解决方案的重任吗？ 

　　未来富有想象空间，未来的样貌恐怕不仅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也取决于中国自己将走出一条什么样的改革道路，能为世界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选择和价值尺度参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确认了中国坚定拥抱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指出“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习近平发出了加强全球治理的号召，呼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无疑是年内国际形势的大事件之一。大会规划了中国到2050年以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强国发展方略，也明确了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政策目标。 

　　在实践层面，中国早已迈开步子。以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厦门金砖合作峰会两大“主场外交”为关键节点，中国与伙伴国家共同引领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在2017年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国增至80个。如今，总共57条火车货运班列线在在中欧之间运行，连接中国35个城市和欧洲34个城市，规模亘古未有的“互联互通”工程刺激了海陆联运的发展，激发欧亚非大陆的增长潜力。 

　　所有这些都不断扩大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为促进全球治理的终极变革乃至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积累着条件。中国既是这种积累的“始作俑者”之一，也是这种积累所产生责任和后果的必然担当者之一。（作者系盘古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