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已为大多数沿线国家所接受，并开始由谋划阶段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由概念推广进入实际建设阶段。要做好、做实，“一带一路”推进要进入务实“求真”的新阶段。

　　新时期应从五大各方面“求真”：

　　第一，弄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真实需求。需要分地域、分国别，理清每个国家的战略诉求，摸清它们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最渴望的合作领域，最期待的合作项目。以丝绸之路经济带首站—哈萨克斯坦为例，根据哈萨克斯坦的各种发展战略可以看出，该国的战略诉求有四：一是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把哈萨克斯坦打造成欧亚过境枢纽；二是以稳定能源生产为基础，加速原材料深加工，加速工业现代化，实现经济多元化；三是发展农业现代化，利用地广人稀优势，使哈萨克斯坦在世界粮食市场拥有一席之地；四是发展创新经济，拓展新产业。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契合哈萨克斯坦的上述战略诉求，则不论该国政局如何变动，未来领导人交接班如何，都不会影响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如果不契合，不论其现在表现的多积极，都是昙花一现。因此，应根据每个沿线国家的特点，找到其与“一带一路”的对接点，而后通过具体项目，不断丰富对接内容。

　　第二，搞清楚对方不想要什么。“一路一带”沿线60多个国家，国家间的资源禀赋、经济规模、地理位置、对外开放程度等差别很大，在与中国合作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忌讳”的话题。如，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无意与中国搞自由贸易协定，担心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会冲垮其相对落后的制造业。一些国家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在与中国合作的设定的底线。中国可以与东盟搞自贸区2.0，中日韩可以开展自贸区谈判，但不等于别的国家也有意。摸不清对方不想要什么，就会出现自说自话的情况。

　　第三，要理清“一带一路”可向沿线国家提供什么。虽然“一带一路”建设是个大合唱，但在初期阶段必然由发起国-中国来领唱。也就是说，“一带一路”现阶段可提供什么，主要取决于中国可提供什么。这里，我们要首先把家底摸清，如，可用来向沿线国家投资的规模、资金的来源、运营的模式、有竞争力的领域和有意投资企业清单。另外，除中国的“丝路基金”、“亚投行”及中国的商业银行外，还有哪里可以合作的国际融资渠道。沿线国家很多是发展的“洼地”，对投资、融资需求很大，需要在双边层面，筛选项目，形成分阶段的合作“路线图”。合作不可贪大求全，在一国有一个成功的示范性项目就是巨大的成绩。另外，项目的额度不一定求大，中小项目往往是沿线国家更加急需的。

　　第四，政府要未雨绸缪，提前防范风险。“一带一路”提出之初，国内热情高涨，各省市都摩拳擦掌，盲动明显。之后，又有大量文章分析风险，担心沿线国家问题多多，投资会不会“打水漂”。如果说，概念推广阶段可以讲大而化之的“互利共赢”，新阶段就需要寻找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一方面，要分国别理清“一带一路”项目在该国的风险。欧亚地区风险因素很多：如，叙利亚、乌克兰等“热点”问题短期难解；“三股势力”活跃威胁合作项目落地；沿线国家间领土、水资源纠纷很多，影响多边地区合作；不少国家法制不完备、腐败问题突出、汇率不稳定等等。对这些因素应按其对项目的影响程度进行“打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本地区形势总体稳定，沿线国家资源丰富，发展诉求很强烈，对外资热情，中国企业进入该地区有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风险不可不察，更不可因噎废食。应在综合各种风险和有利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国别投资风险预警和防范报告，划分投资风险等级，并提出防范意见，供企业参考。

　　第五，企业“走出去”亟需了解当地的生态容量。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启动，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生态保护的问题也需要提上日程。尽管发展工业必然会有污染，但大项目要慎重，要有更严格的环境评估，特别是在生态脆弱区，如蒙古、中亚等地。一旦投资项目对生态环境构成重大影响，如化工厂事故威胁到本就短缺的水源，就会“激起民愤”，一些政客会借机夸大风险，攻击中国。因此，需认真了解当地的生态容量，确定“走出去”的行业和地区布局。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