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是深化以“走出去”为主旋律的第二次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然而，至今我们在谈论“一带一路”时，关注的主要是这个倡议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实施这个倡议，而对这个倡议的实施能给伙伴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的好处则还没有讲清楚。虽然我们强调“一带一路”的出发点是合作共赢和建设命运共同体，能够帮助伙伴国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但是，这些大而化之的表述并不能有效地消除来自国际上的猜疑甚至抵制。需要立足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从世界政治的层面构建话语，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

　　正如郑永年教授指出，大国崛起往往都倡导了一种时代精神。大英帝国倡导的是自由贸易，美国倡导的是自由和民主。正在崛起的中国倡导的是和平与发展。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和平与发展被论断为时代的两大主题，从制度上保证了改革开放将围绕这个主题推进。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成功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可见，和平与发展才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我们在讲述当今中国的故事时，和平与发展应该是主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然而在国际话语互动中，我们并不擅长讲述关于和平的故事。我们习惯于引经据典，用感性叙事告诉别人我们多么爱好和平。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我们自信地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以及“和谐世界”等理念，表达我们的和平意愿。但现在看来这些努力的收效还不太大，没有营造好有利于我们的国际语境，没有有效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和平善意。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和平崛起已经在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却还没有讲好这个伟大的故事。在国际交往中，我们还不善于表述自己，还存在明显的话语迟钝和赤字。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外宣工作中讲中国的故事，提出了外交理论需要创新的要求。所以急需创新理论和概念，甚至需要学习西方的叙事方式，用国际化的语言讲述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讲好中国的故事，帮助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崛起的和平本质。

　　和平是人类最朴素的追求。在世界政治的实践中，关于和平的故事往往决定话语权的归属。长期以来，西方讲述的是一个称作“自由和平”的故事。“自由和平”生成于西方文明的实践，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民主和平论”政治学理论的结合。“自由和平”主张在经济上搞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搞竞争型民主，其理论内核是一个关于和平的终结论式的假设，即只有建立起自由主义标准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和平。自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了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和平”的步伐。特别是那些历经战乱后开始重建的国家，更是成为了“自由和平”的实验场。

　　中国和平崛起终结了“自由和平”的元叙事，表明实现和平还可以有其它路径。中国的成功源于将和平与发展这两个理念相结合，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全新的和平故事—“发展和平”。“发展和平”生成于两个层面的实践：在中国国内，走的是以稳定为前提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道路，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大国大面积地消除了贫困，改善了民生，人民过上了和平、康宁的生活；在国际上，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以及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投资等经济活动，帮助它们改善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支持它们走上和平之路。“发展和平”否定了“自由和平”基于政治正确的话语霸权，相信各国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同时，只要能够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第一要务，照样能够得到和平。

　　“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是两个存在重大差异的和平规范。在政治制度方面，“自由和平”提倡激进式变革，认为只有西方标准的自由民主制度才够确保经济有效发展；“发展和平”相信稳定是发展经济的前提，提倡渐进式制度变革，相信各国有必要根据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自由和平”推行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主张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发展和平”虽然也接受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反对激进的私有化，主张国家政府在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稳定就业等方面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规范传播策略方面，“自由和平”有明确的传播议程，有很强的政治目的，规范传播主要依赖强制和报偿等基于后果性逻辑的激励机制，行为特征是传播者居高临下地传授或者说是强加；“发展和平”则没有明确的传播议程，也没有政治目的，规范传播主要依赖学习和模仿这样基于适当性逻辑的社会化机制，行为的特征是规范接受者以平等的身份主动地学习。

　　尽管“一带一路”沿途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自由和平”，有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化程度甚至还要高于西方民主国家，但是，“自由和平”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去和平。许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国内冲突频发，是和平的洼地。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开始实施，走出去的既有中国的资金、技术和装备，更有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积累的关于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发展和平”。换言之，“一带一路”将不仅改变伙伴国的物质面貌，更会对它们的国家发展观念产生影响。

　　当“发展和平”与“自由和平”在“一带一路”相遇，将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按照西方“分立归类法”的冲突辩证法的逻辑，这两个和平规范之间必然发生你死我活的竞争并出现零和的结果。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西方一些保守派政客和媒体担心它会冲击西方主导的以“自由和平”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秩序，纷纷拿“民主”和“自由”等价值观说事，贬低“一带一路”的国际合法性。中国在参与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愿意与任何国家合作，并不会干预伙伴国的主权事务，而是将尊重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选择。这表明与“自由和平”的排他性特征不同，“发展和平”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和平规范。换句话说，“发展和平”体现了中国的中庸辩证法逻辑，将和谐作为主导叙事，相信看似矛盾的两个事物之间互动的表现并非总是冲突，结果不一定总是零和，而是可能出现相互学习的过程和共存共赢的结果。东帝汶、安哥拉和利比里亚等国的和平之路表明，“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

　　与西方热衷于谈论西方经验和观念的普世价值不同的是，中国官方和大部分学者并不承认中国模式，认为中国发展经验不适合被复制。尽管如此，中国和平崛起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其中生成的经验既属于中国自己，也属于全世界。中国对自身实践所蕴含的国际规范意义的保守态度并不能阻止他人的主动学习行为。不论中国是否愿意，中国崛起产生的规范外溢已经是客观社会事实。

　　在国际话语互动中，我们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善于讲好中国的故事。“发展和平”就是有关中国和平崛的故事，是我们对世界和平贡献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源泉。“一带一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倡议，它的根本理念是“发展和平”，它的实施将为世界学习中国提供契机。所以，我们要用“发展和平”去讲“一带一路”的故事，建构能够真实体现这个国际合作倡议和平本质的国际话语。正如约瑟夫·奈在《权力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在当今的二十一世纪，会讲故事才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