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书记处书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后。戏曲史家、文化学者，有著作20余种，论文等500余篇，主要领域为戏曲史、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科研成果先后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田汉戏剧理论奖等。兼任中国戏曲学会、中国昆曲研究会、中国版权学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等团体副会长，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学术委员。
今天，人们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有了许多了解。它是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中未能以物质形态固化的部分。如果综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次确认并一再修改的定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表述出来就是：通过群体或个体口头表达的、来自传统而被同一文化社区所采用的、能够代表其文化与社会特性的形式；主要有口头传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工艺技能等。
以往我们所理解的人类文化遗产，实际上更多指的是物质遗产，如长城、金字塔、卢浮宫等，它们是人类既往文明的固化生成物。将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一并囊括，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就更加完备了。中国因为文明程度和传统的原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国。然而，我们究竟拥有什么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具有什么基因与特征？它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处于什么状态？如何看待这些遗产并正确对待之？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作出回答。
中国非物质遗产的文化基因
历史悠久而传统沿袭不断，地域广袤而民族形态众多，敬天法祖而注重经验积累，政体森严而民间空间广阔，讲礼重文而文化兼容性强，详于记载而习于民间采风，这些特殊条件造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众量产生与连续传承。
中国是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历史悠久而传统沿袭不断，地域广袤而民族形态众多，敬天法祖而注重经验积累，政体森严而民间空间广阔，讲礼重文而文化兼容性强，详于记载而习于民间采风，这些特殊条件造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众量产生与连续传承。
历史文明发达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丰厚，这是由其文明积累值大所决定的。历史上曾经高度发展的文明，无论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中国、印加、玛雅等，都有较大的文明积累值，这其中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成分总是伴生而共存的。但是这些文明中能够显现给今天世人的大多为物质文明，即遗留下来的建筑、雕刻、绘画、文献等等，归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范畴，还不属于非物质遗产，因为它们“死”了。只有其中仍然存活的传统文明，才能够保留“活”的历史形态。这就产生了第一个条件：只有历史文明未曾断绝的国家，才能保存最多的人类非物质遗产。人类文明史多因战争、宗教等原因造成中断。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存在于至今仍在尝试彻底读解的楔形文字里，古埃及、印加、玛雅文明留给世人的是无穷无尽的考古猜测与索解中，了解古希腊文明曾经不得不转道阿拉伯文献，而古印度的梵文与梵剧早已被雅利安人阻断。因此，唯有中国，从甲骨文转换为金文衍生出后世真草隶篆的文字史从未间断，由夏商周奠定后世长久沿袭的宫廷礼乐和民间礼仪，至现代以前从未间断，由先民农事祭祀节令仪典演变而来的民间信仰年节庆贺仪俗现代以前从未间断——或者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概念来说：中国的“文化空间”基本未间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不间断的连续性，曾给西方提供了了解已中断文明的参照物：20世纪西方戏剧在寻找本源的现代派探索中，曾经向传统的中国戏曲寻找流失了的古希腊和莎士比亚戏剧舞台的本原成分。上述古老文明之外的次生文明，积累的物质文化遗产就较少，传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较单薄。
中国古代占支配地位的是大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耕文化，它依自然界的时序、韵律、节奏发展，敬畏、顺从和亲近自然，而历代经验积累与传承成为最重要的文明基因。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一个突出特征是敬天法祖、注重前人经验，以天为则、凛遵祖制，信奉法古主义，遵循文化守成。所谓“天命不可违”、“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切以祖先和古人为圭臬：制度实行总要看古人是否做过，哲学道理总要看古人是否说过，行事做人总要从古人那里寻找成例，古已有之成为万事之法，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民间社会的演变与发展也按照既定之规而循规蹈矩，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从江南许多来自中原的移居村落，今天仍然保存了众多中原古俗可以看出来。数千年来这种思维方式深刻影响和控制着民族心理，保存和遵循古人制度、礼乐、仪俗、规则，恪守前人经验与规范，成为根植于心的文化传统，成为众量传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
中华文化是礼乐文化，古代以之确立有效的政治秩序与和谐民风，所谓“礼者，天地秩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夏商周三代就形成了完备的礼乐制度，例如周朝形成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礼和六代之乐，经春秋战国的动乱遭到破坏，孔子因而“克己复礼”大力倡导和宣扬以挽其颓势，以后历代缜密修补严格执行，礼乐文化日益深入民间。长期指导中国传统精神生活的“十三经”中即有《周礼》、《仪礼》、《礼记》三部著作专门讲礼仪，总称“三礼”，规定了从宫廷到民间、从日常起居到红白喜事、从祭祀到禁忌的各项文明礼仪，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无论是家国政治还是民事活动，都被完备而繁复的礼节笼罩着。礼仪有吉、凶、宾、军、嘉礼五大类，各有众多分支，与人生关联的如诞育、成人、婚配、丧葬等，都有繁冗严密的规定。礼要有乐来配合，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因此礼仪活动通常都和奏乐表演连在一起。而统治者尤其重视乐的敦化作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进入民间生活，长久化生为民俗，就成为后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薮。
中华古国的政体森严，尤其秦以后形成统一中央集权制，便于在政体、法律和文化层面上维护制度体系。一部二十四史证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制度体系总能迅速重建并巩固，保持强劲的连续性与传承性。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宗法制度下千年不变的民间社会，构成村落文化的广大空间，家国礼仪深入民众社会生活。聚族而居、渔樵耕读的乡村社会形态，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传统文化的家园，它儒教统领与宗法结构合一，居处环境与自然、人文因素合一，包蕴了复杂的文化空间，包括了丰富的无形文化形态：宗教仪式、年节庆典、民间习俗、交接礼节、生活习惯、特色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专门化的手工艺和技巧等等。乡村每年代序性举行的社屋拜奠、神庙祭祀、祠堂典礼和多种多样的节令活动，包括各种迎神奉像、行傩逐疫、民间社火、场圩文化空间序列，都成为容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库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与民族性紧密相关。一般来说，不同民族因其生存环境与生活习俗不同，形成相异的文化性征，构成不同的文化板块，也就产生了不同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中华文明以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为主发祥地，逐渐覆盖江南漠北，扩布到周边山陬海隅，地域广袤而民族众多。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众多的共生民族。最初即有华夏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从生产方式可以划分为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经济生活类型。而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总体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融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共同体。今天中国13亿人分布为56个民族、使用82种语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因其所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保持着特殊的生产、生活和感情表达方式，因而拥有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华夏文明在多民族长期共同发展过程中确立了文化的和合特征。《论语·述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其特点是宗教排抑性弱，文化包容性强。在原始占卜巫术基础上形成的《易》文化，通过对自然与社会规律观察总结而孕育的太极、八卦思维和阴阳五行观念，都是讲矛盾统一辩证关系的，其阴阳调和、相辅相成的认识基础，长期支配中国文化走向，归纳为原理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学只停留在学术层面而未转化为真正的宗教形态，能够容纳其他思想体系，隐忍了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因而未发生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事件中消灭异己文化的决绝行为。当然中国历史上偶有禁佛事件，更多出自经济原因，也毕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常态还是包容。汉文化正统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少数民族入主，这些入主也反过来采纳汉文化，入主者自身迅速汉化，而将自己的始原文化掺并进去，形成文化混同。至于东汉吸收印度佛教，唐代以后又容纳众多西来宗教，如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同生共存，更是体现了中华文明地覆海涵的文化性格。而上述海纳百川的文化涵容历程，则孕育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庞大容量。
中国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经典性条件是它统一而定型的文字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进入文字时代，它的文化和历史就很难为后人所认识并传承而极易消失，或者仅停滞在模糊的口头阶段。有了文字、文献对口头文化的记录，历史才有了清晰的延展脉络和节律。汉字5000多年的历史，从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简书、帛书、碑书固定到纸文献的经史子集，记载一脉相承、历代不绝，留下众多史实、神话、传说、诗歌、轶事、民间故事，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华各部族的历史文化足迹，还包括了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和西亚、东南亚的史迹，甚至一些国家最初的史书也是用汉字写成的。一些民族则参照汉字结构法创造自己的文字，例如西夏党项族，由此有了自己的历史和生活记录。这个特殊条件强有力地支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火延续。例如一部二十四史，虽说只是帝王将相史，也还是绵延不绝记录了人类文明活动的伟大工程，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宫廷礼仪、祭祀典礼、宴乐活动等，因而得以蹈袭有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