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人均GDP位列全球100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主要是全球产业链分工演进带来的结果，也与全球储蓄与消费失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严重滞后密切相关。一个仍然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却被迫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源源不断地提供低息贷款，本身就说明中国的债权国地位其实是被明显夸大的，而造成这种被动情况的根源则在于不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此次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中国是一个不成熟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的债权国
“中国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但这种债权国地位是不成熟、不对称的，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承担所谓的‘债权国责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开门见山地说。
巴曙松认为，从国际经济格局的视角观察，每一个新兴债权国的崛起都是一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结果。19世纪70年代后的英国、20世纪初期以来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的德国和日本都经历了类似过程。英国借助国际自由贸易和国际金本位，成为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债权国；美国在一战后的70多年里，借助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成为第二个具有关键影响的债权国；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经常项目盈余，逐渐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两大债权国，并在近20年里保持着这一地位。
巴曙松认为，从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视角观察，每一个成熟债权国的形成与壮大往往也意味着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巩固，甚至导致新的国际货币秩序出现。从历史上看，英国的债权国地位是国际金本位稳定运转的基础，而英国的衰落与美国的崛起则预示着国际金本位的终结与美元本位的不断形成。相反，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美国经常项目由持续顺差逐渐变成持续逆差，以及德、日的崛起，以黄金和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断走向瓦解，一个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荡然无存。日本走向浮动，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则在其后推出欧元，成立最优货币区，加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
“因此，总体看，一个成熟的债权国地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持续的贸易顺差，其二是在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中保有对称的影响力。”巴曙松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债权国地位的形成是其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但由于人民币在国际主要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仍十分微弱，这种债权国地位又是不成熟、不对称的。”
中国债权国地位是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失衡的产物
巴曙松表示，中国作为一个人均GDP位列全球100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主要是全球产业链分工演进带来的结果，也与全球储蓄与消费失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严重滞后密切相关。
他认为，中国的债权国地位是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结果。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进行全球产业布局大调整，通过跨国公司不断将生产基地移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等新兴国家。在这种转移过程中，中国顺应这一潮流，以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不断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和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由此推动出口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大幅增加。
中国的债权国地位是全球储蓄与消费不平衡的产物。“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个恒等式就是储蓄与投资的差额等于国际收支的差额。据此，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储蓄定义为国内储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及外汇储备，那么中国债权国地位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国内储蓄与投资缺口不断扩大、消费被压缩的过程（储蓄增加、消费减少），相反，美国债务国地位的形成过程则是投资与储蓄缺口不断扩大、消费不断扩张的过程（储蓄减少、消费增加）。”巴曙松说。从数据上看，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2008年的储蓄率高达51.3%，为历史之最，而美国仅为12.6%，也是历史之最，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这个角度看，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不平衡地位实质上反映的是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区分。”巴曙松说，债务国本身是典型的消费国，表现为储蓄率过低和消费率过高，债权国本身则是典型的生产国，表现为储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一些国家通过持续的勤劳生产积累大量储蓄，支持了另一些国家的超前、过度消费，其外在产物就是一些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及其债权国地位。
巴曙松认为，中国的债权国地位也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平衡的产物。虽然经过金融危机冲击，而且基于美国经常项目与财政收支“双赤字”，美元长期来看处于贬值趋势，但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变化，也正是这种地位使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模式得以长期持续。相反，虽然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持续积累，财政状况也相对良好，但是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微弱。“由于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进程依然十分有限，因此中国也不能将本币供给国外，以平衡积累的经常项目顺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被动积累美元资产，形成对美国的债权。”巴曙松说。
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蕴含多重困境
巴曙松认为，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造就了中国净投资收益逆差的悖论。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本质上决定了该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实现投资收益的能力。一个成熟的债权国不仅应该拥有贸易顺差和海外净资产，而且也应该获得相应的海外投资净收益。因此，贸易项目顺差和海外投资收入项目顺差的“双顺差格局”才真正说明一国具备了成熟债权国的条件。然而，在当前不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极为反常的悖论：美国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然而，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却依然为正；相反，中国作为一个仍然相对贫困的国家，和一个新兴的债权国，中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却持续逆差。
他认为，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蕴含了资产损失风险。理论上，中国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会产生两类潜在的资产损失风险：其一是海外资产市场价值的下跌风险。由于中国的海外资产多为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如果美国债券收益率下降，那么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债券的市场价值就会下降，从而带来潜在的资产损失风险。其二，人民币对外币特别是美元升值而造成的资产损失。由于中国的海外资产并非以本币计价，因此，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升值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资产负债表上的净损失。
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解困之道
“一个仍然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却被迫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源源不断地提供低息贷款，本身就说明中国的债权国地位其实是被明显夸大的，而造成这种被动情况的根源则在于不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巴曙松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巴曙松认为，要着手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相互竞争的机制。在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关键货币国家必须同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一样，实质性地承担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责任。同时，应该积极推进IMF改革，推动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员出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管，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和监督改革，加强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另外，应该改革现有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作为主要世界货币发行国的美国，必须承担起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责任，采取平衡的财政政策，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加国内储蓄。
“对于中国来说，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IMF的改革，争取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参与度、话语权和知情权，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短期内，仍需在现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下，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具体制度安排，这样做既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巴曙松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