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了今后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次近些年中央政府报告首次提出把农业提升到了重中之重的高度，可见中央政府对于“三农问题”的急切关注，和对未来挑战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13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生产“十连增”，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达到了9.3%，而考虑到去年全国GDP增长为7.7%，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只有7%。可以看到，过去几年中国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三农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之后又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但是恰恰就在今年两会，中央政府重新把三农问题上升到重中之重。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又是这个时机呢？
这反映了中央政府对于未来中国三农问题形势、挑战的前瞻性判断，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统筹规划。从总体来看，当前三农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如果要考虑到今后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按照习总书记“中国饭碗里装中国粮的要求”，三农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考校。比如我们粮食生产实现了“十连增”，但是我们粮食进口却连年增加，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了91%。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成本快速增加，导致了国内农产品价格要远高于国外，就不得不维持较高的收储价格，这导致了巨大库存负担。农民的人均收入不到9000，而老龄化、城镇化给三农问题带来新的挑战。更加复杂的是，土地、水资源约束、气候变化等等给三农问题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正式由于上面所说的三农问题的种种困难，特别是当前将要启动2030年之前农业规划的契机，中央把农业提升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有了战略性意义。从政府报告中更可以看出在三农问题方面改革的决心，比如“探索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市场价格过低时对生产者进行补贴，过高时对低收入消费者进行补贴”。
目前改革已经开始了一些尝试，并且在一些地方做了有意义的试点，但是现在还有没有形成一整套清晰的改革指导思路，当前的改革措施也都缺乏系统性。任何改革都是一套完整的体统，一项改革措施的实施都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在没有完整的改革思路指导时，很多措施可能会不想兼容，甚至相互冲突。如果要建立目标价格制度和对生产者进行补贴，这就需要对产量进行控制以避免出现大量过剩。如果补贴没有与生产脱钩，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市场价格失去引导作用，还会造成财政困难。另一方面，国际贸易谈判在贸易自由化的大潮下，极力反对与生产相关的补贴政策。可见中国的农业改革需要一整套思路清晰的改革思路，高屋建瓴，从全局出发指导中国农业的改革。如果没有政策指导思路的变革，只是政策方式、形态发生变化，“新瓶装旧酒”，改革的成效必然要大打折扣。
与中国农业新一轮改革的同时，欧洲和美国也先后开始了农业领域本世纪以来的重大变革。2013年美国更新了5年一次的新农业法案，欧盟在年底也公布了共同农业政策新法案。两个新法案都被美国、欧盟定位在了未来几年农业改革的指导方针，而且其主要思路甚至将要指导未来十几年政策衍变的路径。两个新法案与之前的农业法案相比，不仅政策的实施措施发生了很多变化，更重要的是指导改革的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相当多共同的挑战都摆在中国和欧美国家的面前，所以几乎在同时中美欧领导人都提出了农业的改革，欧美农业改革对于中国未来的实践也具有很重要的借鉴。
首先来说美国，与二战之后农业实施的国家干预和巨额补贴不同，新的农业法案突出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新自由主义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市场来决定产出，政府则主要通过提供服务来辅助市场运行。美国本身就具有新自由主义的传统，新法案中更是限制了政府对于农业生产的干预，政府的辅助更多是体现在保险、咨询等等服务上。在国际市场上也力求消除一切贸易壁垒，依靠美国巨大的资源、技术优势获得超强的竞争力。
欧洲则略显保守一点，但是也能看到18世纪重商主义的身影。欧供体成立以来，欧洲主要是依靠名目繁多的补贴和生产配额，保护欧洲农业的自给。当期的新法案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削减直接的干预的同时，鼓励生产，通过新的补贴计划保持欧洲农业的竞争力。
在欧洲、美国，农业政策的指导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应地，具体的农业政策也在发生了逆转，市场竞争的作用越来越被突出出来，政府更多是承担市场服务、收入保障的作用。
中国当前的农业改革能够从欧洲、美国借鉴到什么呢？欧洲美国还是拥有最发达的农业生产、科研体系，还有一套完整的、一以贯之的改革思路。但是和中国不一样，欧美首要的现实是农产品过剩，而中国则要考虑保障国内的粮食生产，所以适用于欧洲美国的政策未必适用于中国。跟何况，中国改革的特点是摸着石过河，在改革中实验，实验成功之后推广，之后再实验推广。中国要想保障粮食生产，提高农业竞争力，就必须要形成一套独立、完整的改革思路，来保证中国改革的长期成功。因此，要有新的政策，也要有新的思路，新瓶里面要装新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