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中秋佳节，“天价月饼”便会准时准点地如期现身于江湖，这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在如今中国的大中城市里，遭遇堵车是“必须的”，如同一日三餐一般稀松平常，这更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喜新厌旧也罢，“审美疲劳”也罢，这样的事情，如今其实已经很难撩拨人们的神经了。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譬如说，当下京城的天价月饼和拥堵状况，一如既往地招致了全国性的热烈围观，而且议论不断。可见，同一事件，能否引发人们的关注，发生在什么地方是重要的。首都之谓，不是浪得虚名的。
先说天价月饼罢。京城的媒体报道说，临近中秋，超市、饭店、酒店等处，到处都是打折促销的月饼。然而在市场上，有一种月饼虽然价格“高高在上”，却依然畅销。当然，这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月饼——它不是面粉、食堂之类的食材制造的，而是用真金白银锻造的。推出这款产品的商家介绍说，这种月饼有多种款式可供选择：两枚10克的黄金月饼，一套9520元；6枚10克的黄金月饼，一套25740元；两枚50克的黄金月饼，一套47620元；50克的银月饼，850元一枚。
令商家喜上眉梢的，是这金银月饼的畅销。价格最贵的黄金月饼，售价为47620元/套的“国宝中秋”，“北京限量2000套，现在只剩一套了”。而代销这款产品的银行网点贵金属服务区的一位理财经理表示，上述金银月饼很好卖，“各地过节来送礼的买得多，我们就在附近几个停车场发点宣传资料，电话马上就打进来了。”
与金银月饼并行而来的，是北京的道路拥堵之加剧。在9月的最后一周，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对外公开发出预警：本周后4天即9月26日至29日，市内交通晚高峰都将达到中度拥堵，峰值可能达到9。其中，27日晚高峰可能延长至晚上10点消退；而29日是周六，为不限行工作日且为节前最后一天，加上天气预报当天可能降雨，出现全市性拥堵可能性很。与此可以类比的是2010年中秋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当天交通拥堵指数达到9.7。拥堵指数达到9.7是什么概念？看看这个说明你就明白了：交通拥堵指数达到8即进入严重拥堵的级别，指数达到9以后，市内道路基本就是个“大停车场”。因此，当地舆论将本周冠以了“全年最堵周”的名号。
将“金银月饼”和“全年最堵周”相提并论，自然是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不要故作天真地跟我抬杠：这两者之间毫不相关，风牛马不相及。但凡在社会上摸牌滚打过的人们都知道，这两者之间太有关系了，而且因果关系明确。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以“金银月饼”为代表的送礼经济在中秋前夕的兴起，导致了北京城内道路拥堵指数飙升至9以上。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金银月饼的出现，是“天价月饼”一路演化而来的最新成果。那闪亮的贵金属光泽，不仅令以往的天价月饼为之黯然失色，亦撕下了其最后一层遮羞布。在这之前，天价月饼无论怎样花哨，礼盒内加鲍鱼、海参，加燕窝、鱼翅，加红酒、橄榄油、茶叶等等，都在食品范围之内。勉为其难，亦可强辩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在“高消费”——“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但到了金银月饼这一步，实在已经无话可说了。因为人类进化了漫漫6000多万年，至今还没有进化出一个可以咬碎和消化金和银的牙齿和肠胃！作为收藏投资么？其价格远远超过了金银本身的价格，并无保值增值之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作为一种礼品送与他人。
送礼，也要讲究时点的。中秋国庆自然是上佳之选。京城的“全年最堵周”，显然与开学季无关——所有的大学新生早已报到了，也与走亲访友无关——人们此刻都还在上班。道路的拥堵，无疑是因骤然增加的送礼之人而起。在这个时点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肩负着各自使命的人们蜂拥而至，众多进京车辆奔驰在首都的道路上，将其拥堵指数快速拉升至9以上。
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天下攘攘皆为来。为什么各地的人们云集京城争相送礼——说得露骨一点，就是“进贡”。无它，就因为这里是“首善之区”，是权力的核心地带，是政策的发源地，是资源的集聚地。对一个企业、一个地方及其主事者而言，政策和资源的取舍，往往决定着其未来的发展命运，于是乎相互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送礼，只是其中的一种常规竞争手段，而已。自然，在这个“礼仪之邦”，这是断断不可少的。换一个角度看，送礼其实就是一种出价。礼物送得越厚重，代表着心意越诚，代表着出价越高，当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获胜的可能性越大。黄金月饼的畅销，以及时下频频刺激众人眼球的天价白酒、大闸蟹等等天价物品联袂而来，岂偶然哉。
京城中秋国庆前夕的道路拥堵指数其实是一个指标，一个衡量经济发展自由度和市场化程度的指标。多年之前，企业应该“找市场还是找市长”曾经是一个社会热点话题。很遗憾，这个看上去根本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的问题，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而且似乎有加剧的倾向。在过去的几年中，“民进国退”迅速式微，“国进民退”再次凯旋，以央企为代表的政府投资大肆扩张而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日益局促。不止此也，行政管制层出不穷，审批权限亦未见实质性放开，而限价、限购、约谈等各种形式的价格管制则卷土重来……如是情形下，一个企业想找市场也难。京城的“全年最堵周”只会延长而不会缩减，道路拥堵指数只会上升而不会下降。
不止一人感叹，“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以愚观之，除去文化因素不论，在一个企业纠结于“找市场还是找市长”的社会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乔布斯的。“找市场”要讨好的，是消费者，而“找市长”要讨好的，是政府官员。当一个企业的主事者整天忙着考虑如何处理政企关系，小心翼翼地周旋于各个政府部门之间，他怎么会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孜孜矻矻地创造出一只令全世界为之惊艳的“苹果”？！
没有疑问，企业周旋和打点政府关系的物力、财力和精力的花费，是一种交易费用。将这种交易费用所占整个社会交易费用中的比例下降少许，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度的国民收入或者说财富就会明显上升。因为将这些物力、财力和精力致力于社会生产，其产出是惊人的。显而易见，降低这种费用，既需要决策者足够的识见，更需要其足够的勇气和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