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的要求下，98个中央部委机构从7月初开始陆续公布了各自“三公”经费（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的2010年决算数和2011年预算数。公开“三公”经费这在中国还是首次。“这是中国政务公开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实质意义的举措。”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习惯，政府运行公开透明的改革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目前情况看，“三公”经费公开还不够细化，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存在一定差距。竹立家认为，中央政府能推动 “三公”经费公开透明，已经表明了改革的坚定决心。
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中国政府部门“三公”经费不透明的使用情况，社会上一直有所诟病，要求公开“三公”经费的呼声很强烈。
竹立家说，2006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是一种腐败现象，一个人一旦获得了这种权利，获得一些个人方面的享受、特许，在群众中就会引起很不好的反响，对于党的威信造成不良的影响。而且“三公”经费支出的弹性很大，最容易铺张浪费，损公肥私，滋生腐败，最为公众所关注。
民众的呼吁以及“三公”经费支出存在的问题，使得中央政府开始致力于问题的解决。2008年5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决算报告被列为与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质量监督检查同等重要的应该重点公开的内容。
今年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有关问题。会议决定，在2009年和2010年大幅压缩的基础上，2011年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并且要求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这次会议还要求，要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三公”经费管理制度和审核程序，建立健全厉行节约长效机制。
竹立家说，中央部门公布“三公”经费的最大看点是“第一次”，这是政府部门“三公消费”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开始。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说，中央单位公开“三公”经费预算是一个积极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行为,非常值得肯定，也是对社会公众要求的积极回应。让财政支出公开、透明，是对老百姓知情权的尊重，是遏制政府部门公款消费的有效手段，让经费在阳光下支出，才能约束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才能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和认同。
王敬波说，从中央的角度来讲,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是顺应世界趋势的一种现象，中国政府不能置身事外，因此公开“三公”经费也是中国走向透明的其中一步。
部委公开并不积极
按照国务院要求，今年6月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会公开。然而各部委机构均从7月初才开始公开“三公”经费，而且许多部委一直在拖，似乎不太愿意公开。
王敬波认为，“三公经费”公开不积极，究其原因，主要一些官员官本位思想和体制根深蒂固，他们不愿公开“三公经费”，就是想维护给自己和部门带来诸多好处的特权消费。此外不愿意公开的原因，可能在“三公”经费的使用上如外界所料，有不少见不得光的“猫腻”，担心公开之后会受到公众的质疑。
王敬波说，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预算和决算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是面临要向社会公开的问题。而公开“三公”经费在制度上不存在障碍,主要取决于政府部门尤其是行政首长的意愿。政府部门应该接受公众的质疑,如果回避和隐瞒,只会增加公众的不满,影响政府部门形象。实际上,公开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它既可以保证社会公众对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也可以促进政府部门的自我转变、自我改革。
由于不积极，因此已经公布的“三公”经费绝大多数比较笼统，比如由于没有公布各单位的在职人数，所以并不清楚人均支出谁高谁低，而费用支出的总量高低又并不能说明问题。此外由于没有公布“三公”支出占整个行政支出的比重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比重，人们也无从了解该支出是高还是低。由于没有公布各项支出的明细情况，“三公”支出的钱具体都用在哪些方面了，人们也无从知晓。许多政府部门在公开过程中显然轻内容，重形式。
如何从被动到主动
竹立家表示，让“三公”经费透明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靠制度。首先使各个部门“三公经费”使用情况透明到细目，细目透明可以让公众和舆论监督，这个制度必须完善，必须建立。
还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审批制度，特别是审批制度，“三公消费”的数字各部委报上来以后，谁来审批，谁来审查，审查结果如果不实，如何追究。如果“三公消费”数字只是根据各部委，或者是某一个部委的数字来公布的，而有些部门不愿意公布，这时候又该怎么办。每个部门要有一套制度来规范，要申报公开透明，要有严格的审查制度，数字实不实、真不真、可靠不可靠，有些部委不公布，我们怎么办，这个制度必须建立。
此外还需要建立惩处制度。“三公消费”数字报完以后，如果查出来有些部门胡报乱报数字，有些部门的该报数字不报，却没有任何部门的领导干部受到惩处，对部门的权利职位也没什么影响，这样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对一些不及时、不真实、不到位的部门，要实施问责机制，如果没有什么理由拖拖拉拉不公开，或者是公开的数字不太真实，必须要惩处。
竹立家说，公开“三公”经费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是要防止特权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普遍化。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邓聿文表示，公开“三公”经费不仅是让公众知道纳税人的钱政府是怎么花的，更重要是通过公开遏制政府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使纳税人的钱用在该用的地方。为此，需要完善预算公开的制度和程序，在问责上下工夫。
中国最迫切的是要建立起公开三公经费的硬性约束机制，对不能按时公开的部委以及存在挥霍公款造成浪费的，要进行严厉问责。过去中央治理“三公”消费效果之所以不彰，一大因素是惩处环节不到位。
其次是通过立法规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方式、主体、时限、说明语言等，并由各级人大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审定，确定细化标准，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目前公开的内容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需要完善预算科目，细化具体项目，特别要严格限制以“其他支出”笼统化、模糊化“三公”支出。同时明确规定公开的时间表和每个公示周期的最后期限，防止有关部门将陈年旧账拿出来“忽悠”公众，或者故意拖延、拒不公布。
第三，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将财政预算内外两种管理体制统一起来，严防地方和部门私设“小金库”。财政总预算、部门预算、专项资金等全部财政收支都纳入预算管理，各类预、决算全部公开，包括每年审计出的有问题的资金项目，以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
第四，强化人大审查监督的力度，各级人大要承担起对“三公”消费的监督责任，同时突出审计独立监督的职能。但这需要尽快修改《预算法》、《审计法》等法规，使之相衔接和配套，成为能真正实施和违法后追究责任的法律。
“随着预算民主化的推进，从中央到地方，预算公开的力度在不断加强。对‘三公’经费的公开，必须从整体上有严格的制度、措施安排，从而确保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之实现。”邓聿文说。
附：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为94.7亿元。其中公车购置费为61.69亿元，公务招待费为15.28亿元，出国经费为17.73亿元。
（来源：财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