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确立了一个宏伟的人类发展愿景，即以减贫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MDG）。14年过去了，几乎所有目标都获得了重大进展，有的甚至提前完成。
成绩与差距
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已经实现。1990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近一半人口生活在1.25美元/天的水平之下。到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2%，实际减贫人口达7个亿。又如，在2000年至2012年间，疟疾干预措施的实质性扩展挽救了约330万疟疾患者的生命，其中90%的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自1995年以来，抗击肺结核的集中努力挽救了全球约2200万。如果上述趋势得以延续，到2015年底这两项目标有可能完成。
MDG中最早完成的当属饮用水目标，获得改善的水源的人口减半目标早在2010年便已完成；到2012年，全球人口中89%的已能用上改善水源；在1990－2012年间，有23亿人获得改善水源。同样，到2012年，小学教育中的男女生比例均衡已基本实现。在上述目标之外，其他的MDG目标大都有实质性进展，但仍需要作出很大努力才能实现目标。特别是如环境可持续性、饥饿减半、儿童营养不良、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妇女生育死亡率、艾滋病防治、卫生设施以及小学入学率等。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目标上的成绩存在重大差异。以减贫目标为例，其成绩大部分是由中国所贡献的，而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能如期实现到2015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半的目标的国家并不多。同样，尽管干净饮用水目标已提前实现，但在撒哈拉以南部分到底有多少个国家能够真正实现，仍存在疑问。类似地，其他目标的实现情况也因国家或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
同样，尽管MDG各项目标的重大进展是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国际社会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完全不同。尽管2013年的官方发展援助在经历了2年下跌后达到了创纪录的1350亿美元，但在2012年排名前20位的受援国获得了53%的援助款项。又如，尽管2013年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比头一年增长了12.3%，但对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援助却下降了4%，仅为262亿美元。
制定新议程
随着MDG到期时间日益临近，加上MDG的实现情况不尽如人意，对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讨论和期望都变得日益热烈。迄今为止，对2015年后议程的国际共识是，新议程必须同时关注MDG的未兑目标和着眼更为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或者说，国际社会认为，以减贫为中心的发展议程本身是种消极增长模式，而要实现更大的发展需要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积极增长模式。
2015年后议程的官方启动是在201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高峰会之后迄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2010年第65届联大到2013年第68届联大期间，是2015年后议程的开放性咨询阶段。这一时期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多个主要对联合国秘书长负责的咨询进程，居于核心地位的工作序列包括联合国系统工作组、联合国发展集团、秘书长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领导委员会等。所有工作序列都向秘书长递交了其工作报告，最终汇总成为秘书长2013年7月向联大提交的建议性报告。
第68届联大后到2014年第69届联大期间，是2015年后议程的进程压缩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有三个工作序列，包括由3次专题辩论、3次高级别会议和1次“倡议盘点”高级别会议的联大主席工作序列，依据“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而创建的联合国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和可持续发展融资专家委员会。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开放咨询阶段所收集的近200个目标和1700项指标进行压缩，以便为最终的政府间谈判提供可行的谈判框架。开放工作组事实上承担了这一重担，并于2014年7月提交了其建议报告，将目标压缩为17项，共计169项指标。联合国秘书长于2014年12月初递交的综合报告也建议将开放工作组的文件作为政府间谈判的基本框架。
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有关2015年后议程的政府间谈判将于2015年1月19日正式启动，计划于7月31日正式结束。政府间谈判所达成的2015年后议程目标体系将于9月25－26日联大峰会所确认，然后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确保公正合理
作为一个替代并升级MDG的宏伟进程，2015年后议程在诸多方面既雄心勃勃，又充满争议，特别是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首先，2015年后议程过于关注可持续发展，可能重大地忽视MDG的经验与教训。一开始的国际讨论集中于“后MDG”目标，但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的强调逐渐占据上风，SDG（可持续发展目标）方法事实上取代了后MDG方法。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整个进程也于2012年前后逐渐被重新命名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颇有掩盖SDG悄然替代MDG这一事实的嫌疑。
其次，2015年后议程超越MDG的目标有限性和明晰性，强调更为宏观和长远的国际发展规范的确立，存在“规范性殖民”的风险。对MDG成就有限的反思之一，是认为MDG议程不够宏大和长远，聚焦过于狭隘和消极。因此，需要强调远超出“底线”的“门槛”性目标，这在整个2015年后议程讨论中体现最多的是“质量”型目标，如教育质量、体面就业等。考虑到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这一努力可能使西方标准再次合法化。
第三，与前两者密切相关的是，2015年后议程的当前讨论有使传统援助国的政治、社会附加条件正当化和机制化的可能。传统援助国对外援助附加条件，早已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诟病，特别是在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伙伴兴起之后。但在2015年后议程的讨论中，人们倾向于认为，正是治理不佳、透明度不高、数据缺乏等原因导致了MDG的成就有限。因此，合乎逻辑的推论是，2015年后议程需要有稳定的执行环境，需要强化跟踪、监管与汇报机制。由此而来的，开放工作组文件中的目标16专门聚焦国内社会、法治和机制建设，而目标17则聚焦各种执行措施。这两个目标中有相当多内容与西方的附加条件密切相连。例如，执行措施中的“数据革命”强调各国要提高国内数据统计能力、改革统计机制，事实上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主权”暴露在先进发达国家面前。
尽管存在诸多挑战，但到2015年9月，我们仍将见证一项新的全球发展努力的出台。作为一个复兴中的伟大民族，中国有必要在即将启动的政府间谈判中为这一进程贡献更大力量，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设。一方面，中国应当以建构利益－责任－命运“三位一体”共同体为指导思想，结合2015年后议程的当前进展和未来挑战，进一步具体化下一阶段的参与战略和指导原则，促进整个2015年后议程的顺利建构。另一方面，中国应当在现有进程上以“求同存异”为基本原则，以坚持最大共识、坚持道德高地、坚持继承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建设2015年后议程的目标体系谈判联盟、执行措施谈判联盟，推动一个公正、合理、可持续的2015年后议程的目标/指标体系的建构。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