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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亟待推行政经分离的“巧政策”
周永生 • 2014-06-26 • 来源:《北京周报》2014年第27期 7月3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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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日两国经贸额达到3400多亿美元,创历史最高。之后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到2013年,下滑到只有3150亿美元左右。这既是由于钓鱼岛之争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人们可以理解的,也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中,作为两个地缘相近的政治经济大国,拥有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大国不应该出现的一种状况。这种状况的出现,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来说,都没有好处,属于两败俱伤的争斗。那么,怎么样看待中日两国关系?尤其是怎么样看待中日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应该是中日两国高层认真思考的问题。

 

推行政经分离的背景

经济的对抗势中,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遭受的损失更大一些,而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损失可能小一些。就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而言,没有绝对悬殊的差别,正处于旗鼓相当,伯仲之间这种状况。尽管中国的GDP已经超越了日本两倍,但是在投资、高端技术和设备上,中国仍然依赖日本;同样,日本也比较依赖中国的市场。因此,中日两国的经济对抗,必然是一个双输的格局。而世界各大地区,各大地区的主要国家,都在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都在努力增强彼此之间相互的联系,增进经济合作,如果中日两国在经济上长期对抗下去,必然要相对落后于他国家的发展进程,相对于落后于全球化进程中,能够给中日两国提供的发展机遇,落伍于这个时代。

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在短时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中日两国就钓鱼岛问题而进行经济对抗,领土争端的刚性特点并不能增进这一问题的解决,那么,势必会使经济对抗长期持续下去,同时,也无法对钓鱼岛问题的解决发挥影响。既然包括经济对抗在内的全面对抗于事无补,如果进行这种对抗,本身就说明中日两国已经失去了理性。

就经济制裁而言,只有在力量绝对悬殊的情况下经济制裁才会发挥效果。当两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相互进行经济制裁很难达到经济制裁的目标,因为在没有其他更多国家参与的情况下,两个国家都很容易找到替代产品或市场,中国可以更多地从欧美国家进口自己所需要的高技术,而日本可以对东盟国家扩大出口和投资。因此,对对方进行经济制裁的企图,并不可能达到效果。双边经济制裁、尤其是经济实力大体相当国家之间经济制裁效果比较微小。如果长期强制推行,势必会带来严重双输的结局。

安倍经济学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大胆的财政投资,与日元贬值的政策,对日本经济刺激的效果已经发挥殆尽,再继续这么搞下去,也未必能产生更大的效果,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失衡后果。同样,中国宏观经济的下滑,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构成了威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改变相互对立的政策,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经济发展,有必要改变和放弃相互对立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日本要用印度市场替代中国市场的政策收效甚微,因为印度的市场环境对日本而言存在着诸多障碍,远远没有办法和成熟的中国市场相比拟。东盟的市场尽管好于印度,东盟国家经常由于贪腐问题,内部动荡问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也不利于日本资本的大规模盈利,它们都无法取代中国市场的巨大魅力,日本如果继续推行中国加一的投资政策,对东盟和印度投资的部分,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但就目前而言,中日两国的民众因为钓鱼岛问题而严重对立,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可能在钓鱼岛问题上做出妥协,同时,因为安倍右翼政权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行为与言论不断,军事上不断加强针对中国的准备,外交上继续在国际上攻击中国、抹黑中国,中国对日本也几乎没有政治、安全和军事上妥协的余地。因此,中日之间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对峙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必然走向长期化,因为对峙的原因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解决。因此,中日两国政府必须考虑在这种长期对峙下的两国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

 

推行政经分离的途径

经济合作的密切,的确会加深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与联系,加深民众之间的交往与理解,能够为双边关系未来的改善奠定一个良好的经济和民意基础,但不要期待必然导致关系的改善。因此,中日两国政府既要努力发展双边经济关系,又要放弃对密切经济关系可以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期待,而主要将其作为一种为本国获得实际利益的现实手段。日本领导人对此基本不抱什么幻想,反而经常表现出对经济关系密切的恐惧,而中国往往会将改善经济关系的作用放得过大,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态度。因为对中国的恐惧而害怕更加深化的经济合作,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现实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去追求印度、东南亚等国家那些边缘小利,是一种需要长期投入,而收效并不能和期待成正比的政策。反过来说,中国对经济关系的作用期待往往太大,认为经济最终可以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这也忽略了中日两国领土、历史等问题矛盾的深刻性与复杂性,单纯经济关系的密切也不能对其发挥决定性影响的事实。中日双方在双边经济合作政策上都应该更务实一些,日本不要舍本逐末,舍中国之大利,而追逐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蝇头小利;中国不要将经济关系的效果放大,而仅仅当做一个赢得实际利益的务实手段。

中日两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要对两国经济关系与两国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关系进行切割,即在实行中日两国历史上曾经推行过的“政经分离”政策。这是现实条件下对中日两国都最有利的“巧政策”。因为期待政治关系能够很快改善是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幻想,但同时,将政治关系的恶化和经济关系绑架到一起又必然损害两国的实际经济利益,使两国经济发展受损,因此,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实行政治经济分离,两国可以继续在政治等领域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做法,而在经济领域大幅度谋求关系的改善与经济合作的深化发展。这样,任何一方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委曲求全地与对方搞妥协,都会觉得自己是在堂堂正地坚持本国的原则立场,同时,又通过谋求深化经济合作维护本国自身的实际利益。这种政策也满足了民众的情感需要和实际利益的需要,是一种在无法改变两国政治关系现实大背景下、一种既重视眼前利益,又重视长远发展退而求其次的务实性政策选择。

中日两国要加强经济大项目的合作,尤其继续大力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了达成此目的,不要将领导人的接触当做是全面改善关系的筹码和信号,而仅仅当做推动经济关系改善的务实性接触。既然主要是为了务实性地改善两国的经济关系,在两国领导人相互接触的情况下,既可以采取不谈政治、安全和军事关系,只谈经济合作的模式;也可以采取正当表明本国在政治、安全和军事上的原则立场,甚至可以批评对方的错误的做法,但不要抱有改变对方的期待,而实际将推动双边务实经济合作作为重点,促进两国深化经济合作,并且不断取得经济合作的成果。

日本对中国的外交经常虚与委蛇,因此,日本可以灵活对处,即使没有成果也并不失望,而仅仅当做一个获取支持率的噱头。而中国则过于庄重、期待过高,在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中国往往会有很大的失落感。因此,中国正要改变这种心态和政策,不要对同日本领导人的会晤抱有政治、安全和军事上的期待,而仅仅当做推动经济合作,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务实手段,同时,也可以当做申明本国原则立场,修理对方的一种政治手段,而不抱任何改变对方的期待,也不要看重这种接触与会晤。这样反而会有利于推动双边与地区关系的逐步缓和发展。

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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