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国中东外交的印象是“中庸”、“超脱”和“缺乏想像力”。但随着中国利益的增长,中国不再是中东事务可有可无的一方。
积极参与
2014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就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提出五点主张,呼吁叙各方尽早制定政治过渡进程具体安排及合理时间框架,在相互认可基础上建立过渡管理机构,走出一条兼顾各方利益的“中间道路”来。次日,王毅赴瑞士蒙特勒出席叙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在这个由联合国主持的会议上,40多国和地区组织的代表达成支持政治解决方向的三点共识,中国的主张得到充分反映。
2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应邀赴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期间,与普京总统共同与正在参加叙利亚化学武器海运联合护航的中俄军舰舰长视频通话,勉励两舰官兵为安全顺利销毁叙利亚化武作出贡献。自2013年底以来,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关于销毁叙化武的决议,中国、俄罗斯、丹麦、挪威4国军舰联合开展了叙化武海运护航行动,编为一组的中、俄军舰已顺利完成两批次任务。中方还向叙利亚以及约旦、土耳其、黎巴嫩境内的叙难民提供了6批次人道援助。
中国在叙利亚的直接利益并不深厚,两国只保持着每年20多亿美元的小额贸易,中国企业在叙直接投资和承包工程合同、劳务合作合作额相较于其他中东国家十分有限,亦未从叙进口原油。但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政治解决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参与意识,引起外界关注。
同样的变化也反映在中东其它问题上。在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进程中,中国发挥着“润滑剂”作用,是“6+1”会谈的建设性参与者。中方代表最先提出,西方不对伊朗进行新的制裁、伊方停止推进核计划,双方在冻结现状的基础上先达成一个旨在建立互信的阶段性协议,为达成全面协议作铺垫。根据这一思路,各方积极协商,于2013年11月24日在日内瓦达成阶段性协议,一个半月以后就如何实施协议达成共识,伊朗开始以冻结其部分核计划的具体措施换取六国放松部分制裁。
在巴以关系问题上,一向只在外围打转的中国显示出发挥更大作用的兴趣。2013年5月,中国几乎同时接待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习近平在分别会见他们时就巴以关系问题提出四点主张,强调应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共处这一正确方向,呼吁有关各方在“土地换和平”原则基础上全面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并要求国际社会为推进和平进程提供保障。
为落实习的主张,2013年12月,王毅对中东进行了接任外长后的首次访问。出发前,他特意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王毅在中东见到了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告诉他们中国发挥的政治作用“只会越来越多”。访问期间,王毅还对中东和平“四方机制”首次显示了不同以往的态度,表示如果“四方机制”希望中国参加,“我们愿意参加”。
由美国、联合国、俄罗斯、欧盟组成的“四方机制”成立于2002年,是在巴勒斯坦爆发第二次起义(The Second Intifada)后为调停巴以冲突设立的。当时领导美国的是热衷单边主义、极欲改造大中东的小布什政府。
主要利益
一般认为,目前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利益,一是维护中东能源供应稳定和运输安全,二是防止中东极端恐怖主义势力的影响东渐中国,三是抵制“新干涉主义”和炮舰外交在中东的泛滥,四是利用中东问题平台与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大国加强协调合作。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经济利益快速增长。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目前年原油进口量约为3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逼近60%。就在美国逐步迈进到2025年把自中东进口原油降至石油进口总量的16%目标时,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量一半以上,沙特、伊朗近几年交替充当中国第一大原油进口来源国。北京不想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
中国也已成为中东主要的贸易、投资和劳务合作伙伴,与该地区的贸易额2013年接近3000亿美元,到2020年可望突破500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国家的承包合同金额累计达1200亿美元,对中东直接投资额累计超过100亿美元,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异军突起。
中国新一届政府为拓展对外战略布局提出的构建横跨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构想,在中东地区会合。
对中东能源供应稳定和市场繁荣的高度倚重决定了中东和平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关乎中国的切身利益,是中国中东外交转趋积极的重要原因。但北京拒绝戴上“重商主义”帽子,王毅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中国这几年和阿拉伯国家合作确实更侧重发展经济合作,这是因为中方始终认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大国协调
中国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联手否决包含要求强行推动在叙实现政权更迭内容的议案,并一贯坚决反对对伊朗动武,是捍卫中国在中东利益红线之举。与此同时,中国不希望自己所主张的中东和平被国际社会视为“空洞的和平”,开始有意识地为推动对话谈判解决热点问题主动设计路线图,多提“中国方案”,发挥塑造作用。
中国在中东长期奉行不偏不倚不树敌的外交,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伊朗、叙利亚等国均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这使得中国可以为促进中东和平发挥独特的调和作用。
俄罗斯是中国参与中东问题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在处理叙利亚危机过程中,中俄立场高度一致,北京间接配合莫斯科防止地缘战略空间在中东一线遭挤压的努力。俄推动巴沙尔政权“交出化武换和平”的聪明提案在中国国内得到极高评价,对中国外交圈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形成触动。
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客观上扩大了中国在中东发挥作用的空间。经过多年大幅投入,美国在中东尽显疲态,奥巴马政府侧重以外交手段解决伊朗和叙利亚问题,不愿陷入新的战争泥潭。着眼于留“外交遗产”,第二任期即将过半的奥巴马政府正抓紧时间在巴以之间斡旋,力推双方达成一个“旨在勾画永久和平协议内容的框架性协议”。
华盛顿需要北京的帮助,并未把中国视为美国在中东须严加防范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正在增加就中东事务开展协调合作的管道,2012年建立的中美中东事务磋商机制就是其中之一,中方已表达参与兴趣的中东和平“四方机制”可望成为新的支点。在伊朗核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实际合作程度超过外界想像。
尽管利益考量不尽相同,一个美、俄、欧、中四主要力量共同驱动中东地缘政治变化的时代已经来临,目前来看更多意味着和平力量的增强。但在北京,许多人认为美国正通过在中东的“收缩”支持对亚洲的“重返”,奥巴马政府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北京并对华盛顿一些人关于中国正趁美国实力不济之机在中东取代美国的说法嗤之以鼻。中美互不信任在中东事务中也有体现,消弥它的唯一办法是开展能给这个地区创造更多和平红利的事实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