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星期以来，让全世界媒体屏息注视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尘埃落定，会后发布的公报引起了世界各国舆论的热烈解读。这次全会及其结果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
首先，从中共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领导层坚持了二三十年来稳中求进、面向未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路线，正如全会公报所说：“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世界经济形势阴晴不定、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社会风险正在急剧放大的今天，这条路线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度得到确认，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宏观稳定性的一大利好。
与大致同一时间美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相比，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对世界经济的利好。因为，就在去年中共十八大后，美国陷入财政悬崖之争僵局；今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不久，美国再度陷入国债上限之争，一度重演联邦政府关门的闹剧；美国这两次财政之争，都极大地挫伤了国际市场对美国经济的长期信心，给美国与世界经济带来了额外的动荡因素。
其次，全会结果表明，中国领导核心集体有着强烈的改革意愿和强大的行动能力，有能力克服歧见达成共识，有能力破除和超越利益集团掣肘去推行符合国家人民长久利益的改革，对自身的惰性和病灶开刀革命。无论是全会公报指出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还是宣布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都表明了这一点。
对于外部投资者而言，这次全会的一大直接利好是再度承诺支持开放经济发展。全会公报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和异军突起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对开放经济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开放经济的成色；在许多国家程度不同地退向贸易保护之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发展开放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诺是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强有力支持。
其中，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全国区域发展平衡的重要内容；而由于中国东部开放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经济繁荣和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堪比中等发达国家，外部投资者也值得对内陆地区开放经济发展给予更多关注。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GDP、工业产出、进出口贸易增幅一直高于东部地区，高增长地区能够给后来者创造更多机遇。从中国全国范围来看，外部投资者在中国能够享受到更长的产业生命周期，因为中国国土广大且区域发展存在落差，东部的许多成熟产业转移中西部之后仍有强劲的活力，这样的较长生命周期是其他大多数中小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国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和对产业转移的引导，又将使这一优势得到充分、有序的发掘。
对于外部投资者而言，这次全会的直接利好还在于宣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微观层次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包括审批、许可之类市场准入限制，更多地采用宏观层面的间接调控。
全会提出，“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这一切内容都意味着中国投资软环境还将继续改善；特别是公报提出，“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意味着中国公共服务将保持较高效率且不断改善。中国在招商引资方面的许多创造已经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效仿的榜样，矫正这方面某些走火入魔的“超国民待遇”极端做法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自废武功全盘否定原来的成功做法，相反，我们会不断总结、提高，清理、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和许可，扩大市场准入，向海外投资者提供国民待遇，改进公共服务。而在工业化已经初步完成之际，产业升级和城镇化将给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广大的发展空间。
当然，中国对外部投资者扩大市场准入并不意味着提供盈利保证，只是提供更多的自由竞争机会；是盈利发展还是亏损被淘汰，取决于投资者自身的竞争力。
对于外部投资者而言，此次全会的直接利好之一还在于可以确信中国在加快改善大众生活水平的同时不会走上“竭泽而渔”的欧洲式（或曰“希腊式”）道路｡
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工资水平正在持续上涨，中国政府也要以此让最广大的国民分享发展的成果，不会长久将低收入作为国际竞争中的一项“优势”。改革目的本身就是要让最大多数的民众分享其成果，尽管这个目的需要分阶段才能实现，但现在改革30多年了，如果不谈分享，是说不过去的。在更大背景上，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共同富裕，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就是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之一。此次全会之前，在《环球时报》做的民意调查中，“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最受公众期待，提及率近八成，达79.1%；受访公众期待的第二改革领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54.7%的受访者给予期待，这个调查结果表明，我们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强调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与此相对应，此次全会公报也数次谈及要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中国国民收入上升和福利改善同样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和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从而增强中国市场吸引力；另一方面，超越社会生产率的过高收入又必然损害一国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过高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不仅有悖“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更是对国民素质的腐蚀，从罗马帝国衰亡到今日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猪国家”，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也不应对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期待过高，它只能是一种补充手段，最重要的还是一次分配。全会公报提出，要“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从中可以看出，中国领导层对上述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努力的目标是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分光吃净的欧洲式（或曰“希腊式”）道路。在胡锦涛时代，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并采取了不少措施；如果说此前十年就此问题采取的措施重心在于解决低收入群体脱贫发展，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那么，这个十年措施的重心会调整转向做大中等收入群体。更重要的是，创造体面收入就业机会，而不是福利保障。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