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的大学生活是在前苏联度过的。1936年出生于上海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战乱时期度过童年，也立下了为祖国振兴而奋战的志向。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轻的政府开始派遣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到苏联学习，1956年，汪品先得到了赴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机会，主攻地质学，这门学科对于新中国寻找矿产资源和石油具有实用价值，需要优先发展。而这段学习经历也对汪品先产生了深远影响。4年后，他毕业回国，在分配工作志愿书的去向栏内只填了一个地点——西藏。“因为我听了当时列宁格勒一位85岁老教授的话：他年轻时在伦敦的博物馆里见过西藏的化石，建议我一定要去那里。”可当时讲“服从分配”，汪品先被分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这个结果令他颇感失落，尽管留在了全家人共同生活的城市（上海）。
由于当时的经济极端困难，最初汪品先所学的本事在中国显得无关紧要。与海洋地质真正结缘是在1968年。“那时正在农场劳动的我听说国家要在海上找石油，十分兴奋，就和同事写报告要求在学校招生建海洋地质系。”1970年，华东师范大学地质系招收了十几名“工农兵学员”。到了1972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局要求上海设立海洋地质局，配合海上找油，却意外发现这个专业竟然已经存在。只是有领导认为，海洋地质学放在师范院校不大合适，于是汪品先们整体搬迁至同济大学。他们参与培养的那十几位学员后来成为中国第一批海洋地质专业的毕业生。
“文革”结束不久，汪品先作为中国地质界科技代表团13人中的一员而被派往美、法考察。国外所见所闻使他震惊又大开眼界，尤其是有关海洋勘探与海洋微体古生物的研究。回到上海的破落车间，他立刻做起了研究，终于在1980年与同事合出著作《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他参与了书中全部文章的撰写）。在当时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研究还几乎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这本书很快引起了包括西方科学家的注意，得以让中国海洋科学与国外进行沟通，汪品先的学术成就也开始赢得国际声誉。几年后，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美国权威海洋专家特意拿此书跟他畅谈许久，并在以后的国际深海钻探中为其提供帮助。
1985年，美国发起一项由十多个国家共同出资的大洋钻探计划（ODP）。用国外先进科学设备解决中国科学工作者提出的问题，成了汪品先最想做成的一件事。在国家财政不宽裕的年头，他和多位院士呼吁中国不能缺席这项世界顶尖水准的计划。几经周折，中国于1998年春加入ODP，中国每年支付50万美元成为此计划的一个小参与成员国。
好在该计划的国际航次并非由会费多少决定，而是采取由各成员国科学家提出问题与课题、大家投票的办法来决定不同航次的实施方案。1997年，汪品先等人提交的“东亚季风历史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影响”的建议书在全球评比中名列第一，顺理成章地促成ODP第184航次于1999年春天在南海实施。汪院士成为主持这一航次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之一。中国海的首度大洋钻探，按照中国科学家的思路实行，推进中国地质科学进入海陆结合的新阶段，更标志着中国一下子“游”进了世界海洋科学的前沿。
去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支持经费1.5亿元人民币的“南海深部研究计划”启动，由汪院士担任指导专家组组长，领衔主持这一预计历时8年的中国海洋学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基础研究计划。
深钻南海
“南海是海洋学家和气候学家的天堂！她像一只五脏俱全的‘麻雀’，将其解剖，就可能在崭新的水平上认识海洋变迁及其对宏观环境和海底资源的影响。”深入研究南海，汪品先院士向往了许多年。而事实上，真正认识南海，也是几代科学工作者的梦想。
南海是 陆缘海，身处中国领土的最南端和西太平洋的一部分。周围山脉的侵蚀导致沉积物在海底迅速堆积，保存了过去4500万年间区域气候的详细记录。那里也是多种水流的交汇处，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与此相关的季风气候，带来了亚洲大陆数十亿人所需的水资源。
“南海的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共有200多个岛屿，其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开发利用是中国海洋科学服务的天职。”汪院士还表示，从科学上细致地了解南海，将有利于中国处理南海的诸多纷争。
近些年，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南海科考的投入也水涨船高。其实，早在2000年，“南海深部研究计划”便开始酝酿。从2011年起到2018年，它每年投入3000万到4000万元人民币，采用一系列新技术，研究南海形成的根本问题，揭示南海的深海过程演变与环境效应，探究深海微生物群落在储存于沉积物到释放至海洋和大气的碳循环过程中是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展现其演化的完整“生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