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2日，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在北京举行全体院士大会，会议重新选举学部主席团。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中国科学技术工程界最权威学术团体的盛会，即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于6月11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1200多位两院院士再次相聚，共商未来大计。
拥有中国科技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的院士们肩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与神圣职责，从“领引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火车头”到“发挥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作用”。而在许多院士心中，不只装有“两弹一星”这样的国家重大需求，民生——百姓的衣食住行、疾苦病痛，同样令他们牵挂。
当前国家和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无疑为两院院士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想空间。《中国科学报》发表评论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靠科技的力量。“我们正站在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门槛上，科技也日益深入地影响到关系国家甚至人类未来的相关领域，在这种形势下，科技自身何去何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如何支撑国家和人类未来发展，亟须院士们提供更深刻更新鲜的思想。”
由全体院士组成的两院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工程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依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主任、著名化学家朱道本院士的说法，“学部组织广大院士围绕全球重大挑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领域的重大问题等，积极开展咨询研究工作，许多意见建议被中央政府决策采纳，为推进国家宏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做出了贡献。”
“中国科学家能够参与国家战略信息咨询，并以课题等形式参与国家科技发展长远规划，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经常会参考或咨询院士们的意见，让其参与决策。”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士、牛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科林·布莱克摩尔(Colin Blakemore)说。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朗讯科技公司贝尔实验室半导体研究所所长卓以和则认为，中国政府让院士参与决策，对国家科技发展非常有利。
院士在中国，原来被称作“学部委员”，直到1993年10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年的6月3日，中国工程院在京成立，工程院院士也随之产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便酝酿建立学部制。1954年，开始筹建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其中自然科学方面共推选出172名科学家为学部委员。1955年6月，正式宣布成立中科院学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称之为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在于全国科学的学术领导中心已经建立起来。“从宪法通过以后，中国科学院已不是国务院的组成机构，而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和领导机构。”
从1997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同步进行每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自1998年7月1日起，年满80周岁的两院院士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或“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目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分别拥有院士723人和774人。本届新当选的51名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52.6岁，为院士增选规范化以来最年轻的一次；而新当选的54名工程院院士中，最年轻的为46岁，60岁(含)以下的38人，占70.4%，相比上一次2009年增选的66.7%，比例又有所增长。另外，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现有外籍院士64人和41人。中科院院长、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白春礼表示，“在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征程上，我们将始终需要外籍院士的建议与支持。”
现年51岁的世界知名纳米专家、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王中林2009年当选时，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外籍院士，他还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几十万海外留学生中的第一位外籍院士。“我曾经获得的诸多荣誉是西方社会对我的承认，而中科院院士这份荣誉则来自我出生、成长并给我发展机会的祖国，这是最令我感动的地方，也是祖国对我数十年科学研究工作、为国服务和我为人的肯定。”
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黎念之（Norman N. Li）来北京之前，刚刚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的同行听说我要到中国来参加院士大会，特意向我表达了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想法。我本人也愿意在中美之间架起这座桥梁。”
愿意“架桥”的科学家不止黎念之一人。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Ryoji Noyori）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的研究生涯中，得到了许多中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日中的研究所各有特长，我们在一起能相辅相成，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讨论与合作，能共同促进世界科技的进步。我愿意在这其中做出一点贡献。”
“中国的科技发展很快，上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是‘乒乓’外交，现在已是‘科学’外交了。”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俄亥俄州巴特尔研究所总裁杰夫瑞·华兹渥斯（Jeffrey Wadsworth）很早便同中科院、工程院及中国科研院校一起，和中国地方政府开展过非常频繁的高层次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