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都是街里街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但选民们提出的问题一点都不“客气”，且“五花八门”，对于不满意的回答，更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咱们社区卫生条件不好，你如果当选，准备如何改善？”一位担任社区义务巡逻员的大爷向候选人王玉娟提问。得到的回答是：“八角北里社区是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卫生条件改善主要依靠社区和居民的参与，我如果当选，有信心在5年内让小区卫生条件有变化！”王玉娟还列出了自己多方面的计划，包括组织培训提高卫生管理员素质、改善社区硬件、发动居民开展周末清扫等。
接着又有一位选民提问：“小区‘空巢’老人比较多，他们平时的生活安全问题怎么保障？”王玉娟很快报出自己了解到的数字(老人1838户，占社区人口20%)，继而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王玉娟是石景山区连任5届的人大代表，从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副局长岗位退休后已从事了10年的社区工作，现任八角北里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此次，其选区共登记选民 2777 人，其中 1352 人同意她为正式代表候选人。她向选民再次公布自己的手机、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号码，并承诺“有事就找玉娟，我会珍惜大家所投的庄严一票”。
4位正式候选人来自不同领域，各有所长，选民们则根据每人所涉不同领域“出考题”。见面会结束时，他还围着候选人问个不停。
“其实，像王玉娟，平时大家都认识，她这些年所做的工作我们也能看到，推举她为候选人，也是大多数居民的意愿，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非常好，让我们对候选人和他们今后的打算有更进一步的了解。”76岁的赵晶大爷还记得，王玉娟曾经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呼吁解决石景山实验小学门口道路修整问题，一改学校周边脏乱差的情况，“这些工作深受居民欢迎。”
同一天，北京市各选区的不少正式代表候选人也都经历了这样一场特殊的见面会。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博士生高健是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的选民中已确定的3名“85后”正式候选人之一，被“考”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敢把社会敏感问题作为议案提出？”他给出这样的回答：“先说一个‘敢’字，作为一名学生也好，或者当选人大代表也好，一定要敢于站在正义、正当、正确的一方说话。”同月8号，他和同选区的其他正式候选人，多数是师长，一起接受选区选民的投票“评分”。
在这个月的4日傍晚，国家通讯社“新华”向全国播发了一条新闻，题目是《北京等地依法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新华网还把这条新闻作为“封面报道”在首页大字刊出。“然而，这样的新闻似乎又不该成为‘新闻’。选民连候选人都没见过，怎么知道你能代表他。候选人出来和选民见面交流，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而正常的事情怎么又成了新闻呢？”对此，《蚌埠日报》社主任编辑江锡钰认为，对“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是一次“尝鲜”，自然就成了新闻。“而此前的2004年《选举法》修订，尽管增加了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的规定，但由于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去年对选举法做最新修改时，才对相关规定作了补充完善，给予了明确要求。”
北京等地的选举委员会都出台了具体规定，认真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面对面”。在广州，共有4569名区、县级市人大代表候选人和4376名镇人大代表候选人参加了见面活动。“从山西、江西等已经基本完成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省区情况看，选举委员会依法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活动开展得比较普遍。”何晔晖副秘书长表示，这样做，使新修改的选举法相关规定落到了实处。
“见面会”改变了以往“见榜不见人”的现象，“使选民对代表候选人有更多、更直观的了解，以便在投票时做出符合心意的选择。”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室副主任张越说道。而江锡钰指出，“作为选民，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这个权利，尽量要求和候选人见面，看看他们能不能代表我们的意愿，避免‘被代表’；作为候选人，则必须尊重选民的意愿，不仅选前积极与选民见面沟通，当选后更要言而有信，为你的选民积极建言，争取合法的权益。”
自然，“面对面”也不仅“见面会”一种形式。北京西城区金融街地区选举分会就专门为19个选区的58位正式候选人拍摄和制作了视频，发布在互联网上。这里共有选民13万人，其中单位选民占90%，这些“白领”选民日常工作较为繁忙，很难抽出时间直接参加见面会或去集中了解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参选代表也不可能地向每一个选民介绍自己。现在，只要愿意，每位选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网名和密码登录到自己所属的选区，与候选人“反复见面”。
其第七选区的候选人、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郭浩已经是第二次参选人大代表了，这位十几年前曾有过一次被提名候选人但最终未能当选经历的企业高管非常认可这种视频介绍自己的方式。“当时候选人和选民之间还缺少了解，而如今通过录制参选视频与借助网络桥梁，既能扩大影响面，又能使选民“知名、知人、知情”，为选举双方都带去了方便，也很利于沟通和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