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陈志武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举办的第七届美中经济高峰论坛开幕式晚宴上发言（陈文摄）
日前，耶鲁大学金融系终身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在纽约参加华美协进社举行的第七届美中经济高峰论坛之际，接受《北京周报》北美分社记者陈文专访，就中国的发展模式、结构性改革、中美汇率之争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北京周报》：您最近出版了新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您如何看待“中国模式”？
陈志武：关于中国模式，没有人能给出精确的定义。如果把中国当前的体系叫做中国模式的话，那这个体系确实有它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现在中国体系最主要的特点，第一是中国政府对经济资源、金融行业的准入控制很严，通过国有制、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国有资源的方式直接拥有和管理这些主要的经济资源。中国各级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相对美国、日本等国家都高得多。另外一个特点是，政治制度在过去30年没有特别核心、关键的改革，政治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较为缓慢。但是这些特点都并不独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有这些特征。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要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否成功，30年的时间还太短。
《北京周报》：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陈志武：一是中国经济对进出口的依赖度太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和国会关心的问题，是他们中期选举造势的理由。不论是因为国外的压力，还是从中国自身的角度，中国的进出口都要减少。过度出口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对投资的依赖度太高。我个人的计算显示，1980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概相当于2亿城镇居民当年的全年可支配收入。但是到了2009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概相当于12亿城镇居民的全年可支配收入。如果说10年前我们需要这么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还能说的过去；现在不断加速膨胀的固定资产投资，这种经济模式很难持续下去。毕竟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未来的5年、10年、20年还是靠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的话，是不可持续的。而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居民消费增长太慢的问题。有了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必然意味着消费需求增长的速度还不可以快到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原动力。
上面讲的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制度性的。
《北京周报》：这些制度性的原因具体指什么？
陈志武：一是征税的权力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制约和监督。温总理讲到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听起来很抽象，但是我觉得是具体的问题--企业的收入、老百姓的收入还有财产是不是可以随便通过征税的手段变成政府资产。征税的权力不受制约的话，结果就是过去几年财政预算内收入翻了三倍，政府收入占GDP比例在上升，而民间收入占GDP比例在下降。直接产生的结果就是民间消费在1952年时占GDP的比重是69%，1978年大概是45%左右，去年下降到35%。而相对应地，政府支出的比重在过去60年间，由16%上升到去年占GDP的30%左右。所以，从宏观层面来讲，要平衡经济发展，首先应该让更多的钱进入老百姓口袋，使得民间消费能够有更好的增长空间。
二是国有资产占整个社会财富的比重太高。按照我初步的估算，中国大约70%的财产权是属于各级政府的。因为中国有70%的财富掌握在政府手里，所以中国GDP的增长主要是流向政府手里，居民家庭能够感受到的不多。这是跟整个国有制直接相关的。当然，这样的制度在以前发挥的作用还是很积极的。从1978年到最近几年，国家对资源的控制，让政府尽快地调动资源、加速工业化、建设基础设施、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这些角度来看，起到了比较正面的作用。但是今天应该转轨。如果不通过民有化的改革，把更多的财富分配给老百姓，让更多的中国家庭直接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财产性收入，中国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将依然很难改变。
三是应加强工人权益的保障，提高工人收入。
《北京周报》：您怎么看中美两国近期在贸易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博弈？
陈志武：1986年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日本的贸易顺差问题是主要话题。不管是总统候选人还是参议员、众议员的候选人，都以让日本降低贸易顺差作为选举的主要口号。后来，随着中国从90年代慢慢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制造业出口大国，中国就慢慢接替了日本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客们攻击的对象。
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不管是美国总统还是联邦政府的财长、参众两院议员的候选人都拿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顺差作为主要话题，给中国施加很多压力。这是政治的需要。
第二个原因，在过去的两年多里，美国经济及其他国家的经济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本来也许在2008年之前，美国的贸易逆差还不至于变成这么大的一个政治议题。经过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现在的接近10%，这就在相当程度上使得美国跟中国贸易问题的政治化程度被推到全新的高度。如果没有金融危机、没有美国的失业率接近10%，美国的财长、政府官员对中国施加压力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