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值与加息之间如何平衡？
上海证券报：今年上半年国内的通胀或进一步高企，有观点认为目前已经进入加息周期。而人民币升值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抗输入型的通胀，您觉得央行在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下，应该如何处理升值与加息之间的平衡？
曹红辉：所谓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输入性因素造成的，国内因素实际上也是部分原因之一。化解通胀压力，没有货币政策当然不行，但仅仅靠货币政策，效果也不会很好，应采取财税、金融、进出口、土地、房产、政策等综合性措施加以解决。比如降低出口退税税率直至取消绝大部分退税，尤其是资源型及其相关产品的出口。同时，加快各类资源及高技术产品的进口，缓解经常项目下盈余的过快增长。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和进度，扩大市场主体使用外汇的规模，放松相应的管制，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从而为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奠定实体经济基础。
针对缺乏基准利率的利率体系特点，可采取结构性加息政策，并辅以其他配套政策。首先，针对房产实行结构性加息，并严格控制各类土地的审批，尤其是以所谓产业园区、大项目名义拿地，行土地开发之实，在加大住宅用地供给的同时，严格控制商业地产的开发规模和增速。又如对出口企业预收款严格审查结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实行结汇规模和结汇时间的管制。
其次，房产税肯定不是万能的，但要遏制通胀和房价，没有房产税是万万不能的。因为它是针对最具可操作性的财产首先征收的税收，对于改变过度拥有房产的居民财产结构具有重大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对于纠正资本过度流入土地和房产领域也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鼓励资本向产业部门的流入，对于改变通胀预期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房产税的结构设计将决定其政策的有效型，尤其是家庭或个人作为纳税主体、免税面积的设计、结合面积与套数征收、累进税率等将决定财产再分配的范围、规模、比重和进度等。而增加房产供给，改善供给结构，以及实施时点的选择也会影响政策效果。
最后，针对大部分贷款均采用土地、房产及相关资产，可以加强贷款抵押的要求和标准，大幅提高贷款抵押物的折扣率，而不是简单地实行贷款规模的约束。
刘东亮：有观点认为出于对冲输入型通胀的目的，可以让人民币加速升值，但在目前阶段而言，这一手段能起到的效果可能相当有限。因海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十分剧烈，年度涨跌幅度甚至可以达到50%甚至100%，依靠升值来对冲进口价格压力事倍功半。而现阶段中国的通胀更主要是由食品价格所引发的，输入型通胀的迹象不明显，当前治理通胀的有效手段应是迅速增加供给，只要通胀尚未从食品领域全面蔓延开来，那么加息和升值对于通胀的作用可能都十分有限。同时，加速升值可能会吸引更多热钱涌入中国，加剧中国的流动性，结果对通胀火上浇油。
胡锦涛主席在访美之前已经表示“通胀并非决定汇率政策的主因”，因此我不认为对冲输入型通胀会成为央行汇率政策考虑的重点。同时，在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的同时大幅升值本币汇率，会起到双重紧缩的效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超调，年内升值应该还是会遵循“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不会因应通胀而刻意加快升值步伐。
陆前进：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人民币升息在所难免，关键是人民币升息的节奏。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对抗输入性通货膨胀，但同时要考虑的是国内通货膨胀上升，人民币实际升值速度会加快，也就是说，通货膨胀上升，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会上升，出口企业的压力也会更大，而且加息会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流入也会增加，这也是央行加息面临的两难。人民币升值，热钱流入增加，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增加，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央行需要加息遏制通货膨胀，升值和加息存在相互强化的机制。现在讨论较多的是“三率”（法定准备金率、利率和汇率）齐动的问题，如何稳增长、防通胀，这实际上涉及到政策搭配的问题，每一种货币政策根据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央行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扬长避短，交错使用，今年央行将更多地使用这三种工具的有效搭配调控宏观经济，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王皓宇：在我们看来，去年的最后一次加息展示了央行的决心，也正式宣告着中国进入了加息周期，控制通胀将是今年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三元悖论指出，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中，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中国的货币政策会更多的以内为主，特别是物价压力大的时候，所以会继续加息，估计2011年应该有4次左右，而同时会考虑热钱流入的风险，因此我们看到近期资本管制明显加强，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总体来看，2011年，加息和升值两个工具都会用，而且幅度都不会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