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也成灾，涝也成灾。“这凸显了中国水利建设不足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说。旱涝灾害带来的破坏和损失让郑风田感到很揪心，他还通过博客犀利指出中国在旱涝灾害面前的弱势，以引起人们的反思。
有“鱼米之乡”之称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但在干旱的时候却也变成了一片焦渴的土地，而在强暴雨之后又排涝不畅，发生洪涝灾害，“除了感叹愈来愈跟人类过不去的极端气候变化之外，中国水利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太多需要反思的地方。”郑说。
郑风田数次主持农田水利的调研项目，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中国有70%以上的村庄没有任何农田水利建设投资。
虽然中央政府在年初决定，未来五年全国水利建设总投资规模约2万亿元，今年水利项目建设投入为4000亿元左右，与过去五年7000亿元的总投资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央对改善水利设施的决心和信心，但水利设施现状很令身处旱涝灾害中的人们担忧。
问题症结
在过去中国曾为抵抗旱涝灾害而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但为什么还会出现“下雨涝，不下雨旱”的恶性怪圈，水利设施为什么起不到作用？郑风田认为，主要原因是，其一，“重排轻储”的治水思路。长江中下游等地正常年份由于雨水偏多，过去的治水思路主要集中在排涝，也就是说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了如何在下雨时赶紧把水排走，不要形成洪涝，这种治水思路对付雨水多时很有效，但却相对忽视了雨水季节平衡问题，如果在雨季时把雨水都给排放走，万一出现几个月不下雨，则会形成严重的干旱局面。
其二，年久失修的农田水利设施已难以为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曾经大兴水利建设，各地都有有效的抗旱排涝等水利设施，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农田水利出现了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状态，郑风田解释说，双失灵是指：一方面，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地方政府则片面追求“市场化”，更多投入那些具有较高收益的城市水利建设项目，对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管理、维护工作则有“甩包袱”倾向；另一方面，农民个体也因为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过低、农田水利设施的外部性较大、农村组织化基本解散等问题而缺乏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动力，最后导致逐步出现水利设施残损破败的局面。这些原因导致中国不少农村地区水利设施早已不堪重负，无法承担应有的作用。
其三，“大坝综合症”与水权分配问题。出于能源需要的考虑，中国修建了许多水电站，这些水电大坝蓄积了上游来水。资料显示，长江流域已建水库4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2400多座。这些水库和电站分布在不同的河段和行政区域，管理部门各不相同。一些地方小水电站在干旱期间成为抗旱“拦路虎”，正当干旱季节中下游地区大量用水时，这些电站却大量拦蓄水发电。由于电站管理权归属不同，利益不同，调度困难，制约了抗旱工作。而在强降雨来临后，出于大坝的安全，这些小水电站又会泄洪，这又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发生。
郑风田说，一些工程仅考虑各自经济利益，蓄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不加强统一调度，将对长江中下游的生产、生活用水以及生态环境产生较严重影响。
今年前几个月出现的大旱，三峡是不是干旱的祸首屡被提及。郑风田说，三峡大坝是不是带来大旱需要科学的研究与长期的观察，但大坝建立之后长江上下游的水资源分配、大坝公司的发电效益与下游居民的用水权益矛盾如何解决则是一个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