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来，北大中文系培养了8000多名本科生，2300多名研究生，600多名博士生，还有留学生、专科班、进修教师、访问学者、旁听生，等等，总计近2万人。中文系的校友大都成为栋梁之才，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各行各业为民族复兴、社会进步、文化建设贡献才智，建功立业。
百年中文系，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开始爆发的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贡献与影响最大，上世纪20、30年代以及80年代前期，是做学问与人才培养最下功夫，而且成效也最显的时期。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印象，其实每一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条件与环境，都有人在努力做学问，即使在严酷的“文革”时期，工农兵学员中也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中文系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包括几代学人的学术经历，都折射出特定时代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嬗变景观。
《北京周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中文教育的最高学堂，请您谈谈她的学风与教学特色。
温儒敏：100年来，北大中文系走过许多泥淖与弯路，她的历史图景中也有过“暗影”，但那种自由、严谨、求实的学风，那代代薪传的“系格”，始终没有中断或放弃。这种“系格”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思想活跃，学风自由，环境宽容。北大中文系历来人才济济，每一阶段都拥有许多名家大师。为何有这么多大师名家汇聚？不见得都是北大自身培养的，相当一部分是吸引进来，或者合并过来的。不过大多数都还愿意来，冲着北大中文系的牌子以及它自由的学风而来，显示着很大的吸引力。北大中文系以学风自由闻名，有人可能觉得“很难搞”，其实是有弥足珍贵的传统。这里不是没有纷争，矛盾不见得比别的单位少，但她自己能够调和、消解、转化。这不简单。上世纪30、40年代和1949年以后，北大中文系多经磨难，在特定时空中也出现过荒唐事，但总的来看，始终是人才荟萃，思路活跃，这跟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风气是互为因果的。这种自由宽容的风气或“系格”，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应好好利用和发扬。办好一个系，尤其是文科系，非得努力营造这种好的空气不可，这比任何“硬件”都更要紧。
当然，在宽松、自由的另一面，又还有严谨求实的风尚。前面讲到，不同的观点、理路完全可以在这里并存，但有个前提：必须有真才实学，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否则，在中文系很难待下去的。从上20、30到90年代，都发生过学术上的“二把刀”被学生哄下台的事。中文系的“王牌”学科，如文学史、汉语史、文献学等等，接受传统朴学的影响较深，注重材料，析事论事力求准确有据，一直是主流学风，也是相对稳定的学术“游戏规则”。如果有个别教员学风浮泛，乐于“做秀”，即使被外面传媒弄得名气很大，在系里也不见得就有市场。所以这个“系格”，在宏放自由之外还要严谨，两者相辅相成，蔚成风气。讲求严谨，也就是讲求学术上的尊严。当前，在比较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之中，做到这一点似乎是越来越难了。惟其如此，严谨的学风更显得宝贵，更要大加彰扬。
第二方面是教学。北大中文系的办学理念并没有清晰的表达，但能让人感觉得到，这里注重为学生打厚实的基础，然后放手让他们各自寻路发展，而不是常见的那种教给学生怎样做，总希望他们今后能照章办事。中文系的学业比较轻松，“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拿到毕业证不难，真正上路并不容易。中文系培养了人才众多，他们发展的路向宽广，不止是学术圈子，做各行业的都有，而且都可以做得不错。很多毕业生成为各个学科的骨干、带头人或者顶尖的学者，还有就是在其他领域做出显著成绩的人物，所谓人才培养的“成功率”比重是很大的。
《北京周报》：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有着怎样的特点？
温儒敏：北大中文系主要从事汉语语言学以及中国文学的研究，所以全名叫“中国语言文学系”。其实涉及面超出语言文学，也包括中国历史、文化，乃至外国文学与文化。本科生要学习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外语、语言学、文艺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以及中外历史、文化等课程。研究生和博士生学习的面就更宽，有很多跨学科的课程。中文系的文学课很多，但不以培养作家为目标，作家是很难在学校里培养的。中文系学的大都是非常基础性的课程，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文化素质一般比较高，发展的空间也比较大。北大中文系培养学生有自己的特点，其实也是北大人文学科的特点。多年前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曾经为中文系招生小册子写过几句话，想要表达北大中文系的教学特色，那几句话是：“中文系魅力何在？在传统深厚，在思想活跃，在学风纯正，更在于其办学理念：不搞急功近利的职业培训，而是力图让学生学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打下厚实的基础，使整体素质包括人格精神都有健全的发展。”前面几句说的是学问，后面说的主要是教学，都包含一种学术精神，一种“系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