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教授在09年现代文学基础课上与学生合影。
今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迎来百岁华诞。这一中国中文教育的最高学堂，在其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均吸纳和涌现过一大批大师级的教师与学者，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与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最近，《北京周报》记者唐元恺专访了曾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著名教育家温儒敏教授，请他对中文系的百年发展做一个概括。
《北京周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之际，请您简述一下贵系的发展与成长历程，以及她对中国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和贡献。
温儒敏：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形态的国立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不过，她创办之初，尚未分科（本科），也没有中文系。到了1904年，全校的课程设置设定8大类，即8个分科（包括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医学、农、工、商等），每一科下边又分若干学门。“文学科”下设9个学门，其中就有“中国文学门”。这可以看作是北大中文系的前身。而这时所谓“学门”都还不是独立的教学单位建制，不同于现在的院、系，只是按照学生培养大类设计的课程类别。“中国文学门”是当时比较基础性、公共性的一类课程。
与现在的北大中文系紧密相关的大事，发生在1910年3月31日。这一天，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全校分为7科（相当于学院），每一科下设若干门（相当于系）。文科中设立2门：“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和“外国文学门”，学制4年。这时的科、门不仅是课程设置，也是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了，教员都相对固定在所属科、门中。“中国文学门”首次招生38人，她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语言文学正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专门系科之一。这是传统的语文教育走向现代专业化、规范化教育的标志性事件。
最初的“中国文学门”几乎是旧文人“桐城派”（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的天下，他们在“西化”的风气中日益显得孤立，随后反清的革命派章太炎的一些弟子陆续进入北大，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并逐渐取代了“桐城派”的位置。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新文化运动发起人和旗手陈独秀（后曾任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大学者胡适等一批新进学人进入北大，在国文门与整个北大文科提倡文学革命与白话文，宣扬新文化。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北大责无旁贷成为全国文科研究和思想启蒙的中心了。
从那之后的百年历程，北大中文系大致经历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段落，不断发生一些改革与新变。第一段，1919年前后，“国文系”在新文化运动中光芒四射，而此阶段，中西学术仍处在激烈碰撞的时期。还有就是“废门改系”，教学模式初步建立。第二段，上世纪20、30年代，注意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的关系，力促教学与研究往现代化的方向转换，教学格局与课程体系形成，产生一批高水准的专著，也培养了许多功底扎实的学者。第三段，日本全面侵华与中国全民抗战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中文系与和清华中文系合作，挺过艰难的战争岁月，发挥两校优长，维护了一批“读书种子”；第四段，50年代初院系调整，清华等几所大学的中文系（新闻系和语言学系）与北大中文系合并，一时名家林立，成为学术界的“巨无霸”，形成鼎盛时期，其学科建设对全国有辐射性影响。尽管这一阶段艰难动荡，但还是培养出一批学术骨干。第五段，“文革”时期（1966-1976），也是北大中文系受到摧残的“非常时期”。第六段，80年代前期，有难得的思想解放氛围，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达到良好的水平，是我们中文系又一个兴盛期。第七段，90年代，市场经济大踏步前来，学术与学科规模扩大，中文系守正创新，积极应对挑战，用流行语言来说，也有“新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