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生选择的权利

2009首页- 访谈

给学生选择的权利

吕翎 • 2007-09-06 • 本刊记者冯建华

【我要打印】

【字号：小中大】

记者：中国推进高考制度改革有什么样的国际经验可以借鉴？

杨东平：这方面的国际经验很多，但中国不能照办，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示范。例如，像美国的托福考试一样，中国的高考完全可以将英语科目社会化，一年考几次，各个大学可以规定不同的分数线，而不必像现在这样只有一次性统考机会，人为增加学生的负担。在这方面已有充分的国际经验，推行起来并不能，关键是看有没有改革的思维和决心。

记者：我注意到，此次《方案》特别强调了两个“权利”：一个是高校招生自主权，一个是学生选择权，请问这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杨东平：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中，这“两权”长期被忽视，特别是学生选择权，这应该是《方案》首次明确提出来的。

现在教育主管部门给了一部分高校5%的自主招生名额，可由于执行过程缺乏公正透明的程序，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招生腐败现象，以致现在有些高校为了避嫌，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宁愿放弃这5%的自主招生权。

正是由于难以保证公平公正，现在很多人要求收回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在我看来，不能因为担心出现问题而停止改革的步伐，否则永远不会前进，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用改革促进改革’。具体来说，为了保证自主招生的公平公正，完全可以采取第三方（包括学生家长、媒体、教师、教育主管部门、专家等方面的代表）全程参与的开放录取程序，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滥用权利完全可以得到遏止，这样给高校100%的自主招生权也都不会太过担心了。

赋予学生选择权，是世界惯例。现在中国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方针，具体到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可是，现在这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根据既有制度，现在好的大学基本是根据学生的第一志愿来录取，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没有被第一志愿录取，基本丧失了再次选择好大学的机会，这也是造成“高分落榜”这种怪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从专业来说，学生为了提高录取率，在报考志愿的时候一般都会被迫选择“服从调剂专业”，而好的大学好的专业所容纳的人毕竟有限，因此，有很大一部分考生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调剂到其他专业。有调查数据显示，大约有40%的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现在很多大学生之所以厌学，除了跟课程设置、教师的责任心有关系外，也跟学生不能主动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有很大的关系。

从另一方面来看，学生没有选择权，这也助长了高校居高临下的姿态。只有当学生有了充分选择权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高校为优秀生源改善服务的变革。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近两年随着香港的大学进入祖国大陆招生，为了抢夺优秀的生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国内重点名牌大学立即改善了服务质量，不仅给高分考生规划发展前景，而且提供优厚的奖学金，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

在以往计划经济时代，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大学的所有费用基本由国家承担，考上大学可以视为国家对个人的一种“恩惠”。可是，现在中国完全市场化了，不仅学费完全由个人承担，而且升学率也从以前的不到5%提高到了50%以上，这些方面的转变已表明，完全没有理由不给学生充分的选择权。否则，这仍然是把学生作为国家计划的对象，属于计划经济思维的遗留。究其后果，这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借鉴国际经验，您在《方案》中提到了采用“综合素质评价”的手段。但是，由于这个手段存在的主观性太多，很多人担心它在执行过程中偏离公平公正的轨道。对此，您有何评价？

杨东平：综合素质评价是国外高校制度中最好的内容之一。但目前在中国，诚信法制建设仍有待完善，要全面推行这项制度，还比较困难。考虑到这点，我们在《方案》中提出这个评价手段，仅仅是作为一种参考，并不作为一个现实目标。

记者：按照您的理解，高考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杨东平：最理想的目标是在国家统一基础考试的前提下，充分实现高校的自主录取。换言之，就是不能用一个标准考所有的学生，尽量给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套餐选择。

背景资料：恢复高考三十年大事记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决定恢复高考。　

　　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1999年，全国高校招生数在1998年208万的基础上激增22万人，高考扩招步伐正式启动。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布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截至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已扩大到了53所。同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2006年，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高考考场上共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