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想的是把机器变得越来越像人，但身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日益趋向于机器。”这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的“名言”之一。在中国的大学校长里，他一向以“敢言”而著称。作为教授，其课堂上不时出现热烈的掌声和笑声，包括《机械零件》这一门被公认为“枯燥无味”的基础课。

王校长早年正是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先后获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他以“过来人”的口吻表示，现在中国的一些学生，大学一毕业就像个小老头儿，没有童真和灵气。“但这不能怪孩子，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把他们变成这样的。”

“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是要出问题的，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王树国疾呼，如果现在不改，将会影响几代人。“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经开始了。”

目前，王树国等大学校长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化和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同时置身于来自各方对高等教育的种种批评、抱怨和急于赶上“世界一流”大学的宏愿，以及被赋予“超人”般的高标准：既是教育家，也是政治家，还应该是公关和理财专家，甚至“明星”……这些恐怕是大大高于西方大学或以往中国高校对校长的要求。

“不过，我们必须有所改变，我们责无旁贷。”许多校长如是说。

心病：“一卷定终身”

“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在孩子上小学前就已经发生了，其‘诱因’无疑是‘一卷定终身’。”被采访时，不少校长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年中小学忙于‘应试教育’并非它们自身造成的，而是来自高考制度中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在王树国校长看来，小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只有一个目标，即考上大学，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高考这一张卷子，高考成为生死抉择，而分数是最高标准，“在这个重压之下，他们度过了童年和少年，这么小的孩子承受如此大的刺激，可能造就一些‘钢铁战士’，但更多的则可能受到致命打击！”他反问：“这种痛苦难道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吗？”

“回头看看考上了大学的孩子，经过长期的心理压抑，一些人出现人格残缺的现象--自私自利，缺乏同情心，自认高人一等，觉得特权合情合理，一切都是靠个人奋斗换来的，不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做了错事难有发自内心的惭愧……”王校长痛心疾首。

他搬出控制论的原理：在设计一个系统的时候，不能把整个系统的命脉放在一个节点上，因为一旦这个节点崩溃，整个系统就会全部崩溃。“中国现在的考试制度就是一个节点在承担着整个系统，这是特别危险的！”

“高校应该自主招生，分散招生，让孩子们每年有多次机会。”王树国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招生方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千百万孩子心理素质健康成长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大问题。“其实在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不少高等院校曾经自己出题招生过，各自的特点挺突出。”他表示，“如果有20-30%的高校自己命题，‘应试教育’就会被突破，这样的‘系统设计’才比较合理。”

另外，王树国同样对高校里“也有张统一考卷”而耿耿于怀。“所有业务课都不是全国统一考试，惟独‘四、六级’是也。”他指的是一项全国性的英语考试，分为四级和六级，每年各举行两次。

“‘四、六级’考试的出发点不错，可以让社会重视英语学习，我当然不会反对，我反对的是把英语作为获得学位的前提，它是又一根将学生引入歧途的‘指挥棒’。” 王校长曾经力图在自己主政的学校里废除这一考试，但没有成功。“我得关心学生的就业问题--现在用人单位大都要‘四、六级’证书，这就逼得我没办法了，不得不违心地让学生们去过这一关。”

据了解，“一卷定终身”也导致了研究生的“高分低能”。针对于此，南开大学等名牌高校近年来加大了面试的比重，它被认为是体现考生素质和各方面能力的更好方式。“但是要彻底解决问题，还需建立更好的机制，力图在生源‘入口’处把好质量关。”南开大学侯自新校长说。

心结：“只能进不能出”

“为社会培养更多人才、做出更大贡献是大学和我们校长的职责和使命，而北大要想更能吸引优秀的教师和全国最好的学生则必须进行教师聘任方面的改革。”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20多年了，但大学的教师和行政人员还基本上是“只进不出，只上不下”。2003年，许智宏等北京大学领导人选择了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最核心的部位--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开刀，在人才进入和升迁方面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打破事实上存在的教师职务终身制，其力度之大甚至超出了许多北大教师的想象--不仅不能使许多教师得到直接的利益，相反给大部分副教授和讲师增加了不确定性甚至丧失北大教职的危险，一些在研究和教学上没有成果的教授将不再获得续约，同时在新的机制下，北大也将聘请更多非北大毕业的国内外其他大学的学者专家。

有关改革方案前后十易其稿，并两次在互联网上征求各方意见，并于当年5月12日向全校各院系学术委员会和有关职能部门下发。这颗“重磅炸弹”也引起了校外的强烈振动与哗然。但赞成者中甚至有人把北大的这一次行动评价为可能是自86年前的校长蔡元培着手改造老北大以来，中国教育界发起的最激进的一次制度变革。

中外校长中，最令许智宏佩服的正是蔡元培。“那时有相当一批教授是很差劲的，但蔡校长来北大后能够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进当时国外很多先进的办学理念，聘请一大批有新思想和真学问的教授，还首次招收女学生，这都使得北大面貌一新。”许校长赞叹道，蔡元培在聘教员时，不完全依据资历，如没有大学学历的梁漱溟，被破格请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梁漱溟和胡适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校长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仅25岁……毕业于北大的许智宏显然想继承蔡元培开创的优良传统。

许校长指出，在计划体制下，大学的成本比较低，但今天，人的成本--虽然工资仍然比国外低得多--每个人员的费用在大学的开支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这当然是对的，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表示，必须给真正能干的人更高的待遇，真正做到按劳取酬，按能力取酬。“这样，大学的成本就越来越大，假如没有一个流动体制，北大就这么多岗位（都已经占满了），很多优秀人才没法进来，结果势必是新一轮的人员同步老化，若干年后，问题就会很严重，这是我们当初最大的担忧。”

许校长否认此次人事改革是“休克疗法”--因为根据中国改革的经验，这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的改革必须是循序渐进的，要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曾有一些人经批评北大“醒得早起得晚”，这意味着有很好的理念，但操作上可能不行。许校长称此次要改掉这个毛病。

他一直不太愿意用“淘汰”这个词。“有些人不能在北大升教授，但可以在其它岗位或学校去干，每个人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长有个合理的预期。”许校长曾经呼吁，政府至少应该鼓励几所重点大学向全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岗位，使老师们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以便形成一个比较宽松、更有助于改革的人才流动环境。

应该说，相应的社会氛围正越来越有利于教师发挥真正或更大的作用。去年年底，在密码破译算法方面走到世界前列的山东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王小云老师荣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可在8年里，她总共才发表了1篇论文。如果按照许多大学制订的管理规章，这显然属于“考核不合格”，需要调整岗位或降级。但学校和评奖单位都没有歧视。

中国农业大学有一位老师坚持了17年在农村推广果树新品种和种植技术，虽大受当地果农欢迎，但却论文无几。去年，他被中国农大破格提为教授。

“2003年，我们开始酝酿财务、教学、后勤、产业和人事五大方面的改革，而且人事改革是贯穿各项改革的一条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改革腾出更多的编制，来大力提高教师的比例，让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进入农大。”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还介绍说，“我们的副处长、处长、院长都是公开投票选出来的。”

心思：超越黑板

“科研应该是试验室和大田一起抓，不能老让教授把水稻种在黑板上，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科技成果的推广和转化。”陈章良始终这样认为，他自己就是实践者。

这位“小诺贝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的获得者表示，鉴于各种因素影响，目前中国农业院校中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推广”的风气，为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农业大学开始参照国外模式，准备推选10位农业科技推广教师，“对这些教师的考评将不再以学术论文为核心，而是以‘推广了多少新品种，帮助多少农民致富’等为主要内容。”

34岁时，陈章良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主要负责科研和产业，他41岁被委以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重任前，已让北大收入165个亿人民币。

在中国，一提到生物工程产业，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陈章良。“在我就职于北大生物系的时候，我们的生物工程在理论研究上已可以与国际水平‘对话’，但产业开发一直没能跟上，所以我们搞起了‘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陈章良回忆道。

“当校长最重要的任务是找钱。”陈章良快人快语：“你找到钱，就能招来好的人才；有了人，有了钱，你搭起一个为人才服务的平台，然后就不用过多地干预人家的学科计划什么的。校长的职责就是为人家服务，并想方设法把实验室与课堂的成果尽快为社会服务，转化成生产力。”

种种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校长很认同陈章良的观念，或者说他们与陈校长“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