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经济改革的三十年间，中国始终保持着GDP快速增长，并且年均增长率从未低于过9％，令许多观察家们惊叹不已。尽管一些学者对数据的准确性表示了怀疑，并指出中国的GDP增长呈周期性波动，但这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该增长已维持了四分之一多个世纪。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末，中国GDP年生产总额超过30万亿元（5万亿美元），比二十世纪70年代末增长了15倍。2001年，按照购买力折算，中国GDP规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在此期间中国人均GDP年收入增加了11倍（在2010年达到1500美元），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解决了绝大多数国民的衣食问题。
更引人关注是，中国如此高的GDP增长速度是在全国深入开展经济改革，加大对国民经济的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取得的。众所周知，俄罗斯和多数独联体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GDP都出现了大幅下降。而中国直到今天一直成功保持着两点：既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又避免所谓的“转型衰退”。
中国近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在GDP快速增长和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的同时，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工业化。1978年经济改革实施伊始，中国是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保障水平和质量都很低的农业大国。一些专家认为，这（也就是所谓的“落后优势”）在一定意义上确保了市场扩大和大规模工业化之间的动态平衡。 2010年中国工业生产和建设在GDP中占的比例达到了47%，工业生产总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欧盟和美国。
可以肯定地说，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认为，这正是许多中国以及外国专家所说的“中国奇迹”现象的本质所在。
世界经济学中有两种通用的评估国内经济增长指标的基本方法。
第一种是将国内GDP增长速度和数据参数作为主要衡量指标，参照定期增长态势、持续增长时间、人均GDP增长、价格变化与GDP增长的比值等。
第二种方法则侧重于增长因素中的实质性指标，如行业和区域结构、就业情况、积累和消费比例、投资的增速、规模和结构以及生产率（或生产力）水平等。
如果用第一种方法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总体上一切都很正常。然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标准，那么中国国内经济可以说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正日益深化。最严重的几个问题是：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耗性特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工业化发展导致自然生态破坏等。
我个人认为，中国GDP增长的投资消耗性特点是其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中国经济改革这些年里，积累在GDP中所占比例从未低于45%，尤其在最近二十年，有时还会高于这一数值。原则上讲，这种情况对于一个积极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正常的，这样的积累总体上应是无可指责的。然而我所说的显然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在二十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随着农业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增加，这样高的积累额在一定程度上与乡镇企业个人投资增长保持着一致，那么从90年代末开始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国家全面恢复了在投资领域的主导地位。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从2000年到2007年下降了近12%，维持在25%到37%之间。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过快增长导致财富分配不均现象日益严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和经济正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也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市场疲软”。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领导层和学术界就已正确发现了这一问题。1998年，政府提出刺激国内消费，将刺激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那时起，关于如何增加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的问题在党和政府规划文件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并成为专家讨论的主要议题。然而，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我同意中国学者中的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刺激国内消费问题，必须要从总体上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生产要素自由转换机制。也就是说，要扩大市场份额，尤其在财政金融领域。
目前，中国在扩大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比例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远不如在工业建设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市场已经渗透到了中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在其中所占规模依然不大，市场机制很不完善。尤其表现在金融领域，如零售价格调控、银行信贷和证券市场等等。然而，恰恰是有限的市场空间大大促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这样做的不只中国。绝大多数实行“追赶式现代化”的国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都巧妙的控制着市场的占有份额。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观察家们对此意见不一。从总体上讲，当工业效益达到一定极限时必然要面临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我认为，中国当前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未来几年中国需解决的问题：少搞工业化，多搞市场！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中国应该在GDP增长速度、工业生产规模、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消费增长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了解决上述问题的难度和紧迫性。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模式要从“投资-消耗”型转向“需求”型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想，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将为完成这一任务制定相应的有效的计划。
中国下阶段经济改革将为中俄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例如，提高中国金融体系透明度、扩大和完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证券市场和外汇调控等领域的市场机制，这些措施将巩固人民币作为地区货币的重要地位，这也将大大简化俄中边境地区贸易的结算机制。
以上阐述都是围绕扩大市场占有空间的。“市场越大”意味着联系更广泛，相互依赖性更强，彼此了解更多，最终彼此的信任和理解更深。彼此的信任和理解是最难达到的，但也是中俄关系顺利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我希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能够以新的模式促进俄中两国合作全面健康发展。（作者系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亚洲和近东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