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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
本刊记者 兰辛珍 • 2012-10-08 • 来源:北京周报 2012年第41期 10月1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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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改革的方向

目前在中国各种各样的经济改革言论很多,有保守学者希望适当回归计划经济,也有激进学者希望更进一步扩大私有化等等。但在新莫干山会议上,与会学者在今后改革所坚持的方向和原则上,形成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 必须坚持三个不动摇,即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坚持国有经济正确定位不动摇,坚持打破行政垄断不动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说,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市场经济的规律,如价值规律等必须遵循,不能因为中国特色就不遵循这些规律。 中国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

对于扩大私有化的言论,高尚全认为不可取,中国应该坚持国有经济不动摇 。高尚全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不能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理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比重都是比较高的,英国为29%,法国为33%,意大利为30%,联邦德国为30%,日本于1980年初达35%,但那个时代,没有哪一个人说它们是搞社会主义。越南的国有经济比重比 中国低得多,但没有人说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高尚全说,在经济活动中,政府要弱化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但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惯性的影响,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政府的直接干预依然渗透在微观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垄断行业的生产经营过程,甚至涉及已经市场化的竞争性行业。这种行政权力的滥用,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制度土壤,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打破行政垄断。凡是市场主体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给市场主体去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了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高尚全说。

 

目前最紧迫的两大改革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成,但经济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北京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指出,现在中国最需要研究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城市化带来的户籍改革 问题,这是十几亿人每天都在面对的问题。

华生说,之所以把户籍改革首先提出来,是因为这一制度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制约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的推动, 国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至2011年城市化率达到51.27%。但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户籍不能自由迁移,户口在原籍,而人在城市居住工作的人口越来越多, 中国许多农民离开农村,到了城里就业,但还是农民身份,带来的弊病 以及社会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大,必须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是新莫干山会议上经济学者们讨论的另一个重点,而且要求政府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意见出奇的一致

北京大学罗勇教授呼吁推进平权改革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首要目标,将国有资产全部收益都划入中国社会保障基金,并平均分到所有人头,实现初步平权; 同时建议全国人大颁布特别法令,赦免资本原罪,减轻社会富裕阶层的不安全感。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指出,要切实推进公平分配,必须找准改革突破口,最终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

王小鲁认为,可以考虑这么几个方面 的政策:一是减轻小微企业负担,全面减税。小微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担负了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部分,对这些企业的税收减免,有助于改善就业形势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减税标准设置太严,使得减税的覆盖范围还不够大,应该着力拓宽小微企业减税的覆盖面。

二是提高农村养老保险与低保标准,不断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与贫困县的最低工资标准相比较,农村的低保标准更低,难以发挥应有作用,若提高30%40%,大约增加4000亿元的投入,中央财政并非承受不了,这将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可喜的一步。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全面覆盖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长期在外,既难以享受来源地的社会保障,又难以享受居住地的各种保障。因此,除北京、上海、广州以外,一线、二线城市应该尽快放开户籍,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身份问题。

四是公共资源的使用要透明、公开,并做到细致的实质性公开。尤其是财政方面,预算应该公开透明,将所有的收入纳入到预算中,将细致的预算公之于众。

 

继续扩大开放

目前在中国国内依然存在对扩大开放的质疑声, 一些人认为在欧美国家目前大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应该有所收紧。对此参加新莫干山会议的经济学者们认为,中国不仅要继续扩大开放,还要积极的参与到各种 世界经济活动规则的制订当中。

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说,全球化作为一种现代秩序,从西方开始生长并扩及到全球,中国也被包容到这种巨大的体系之中,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同时,全球化的秩序规则也倒逼中国的开放与改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刘明志认为,现在金融业是走出去的最佳时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触发了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调整的方向是提升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具体说就是国际货币体系要进一步多元化,新兴市场的地位有可能上升。 中国的金融业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格局调整,这既是我国金融业自身走出去的需要,也是配合全球金融格局调整的需要,配合重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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