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4日，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北京周报社工作过的瑞士人鲍越携夫人鲍爱乐故地重游，回到北京周报社做客。他们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批来华的外国专家。在《北京周报》对他们的专访中，鲍越谈起了记忆中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

《北京周报》：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来中国工作？您来中国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鲍越：我们当时是西方60年代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因此在政治上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此外，我们在大学学的是社会学专业 ,在学习过程中对中国19世纪的社会史进行了科学研究，但由于我们只会欧洲语言，不会中文 ,因此我们的研究受到了很大限制，因此我们想要学习中文。

我们去中国驻瑞士伯尔尼的大使馆询问能否在欧洲学习中文,当时大使馆给我们的答复是不可能，但使馆告诉我们毕业以后可以去中国作为德语专家工作。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在中国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但我们还是接受了使馆的提议。

来到中国之前，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我们只大概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一份是北京大学的外教工作，后来鲍爱乐接受了，还有一份是北京周报社的工作，这个落到了我头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挣多少钱，使馆的说法是： “够生活”，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

《北京周报》：今年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同时还是北京周报德文版的 50岁生日，您还记得您在北京周报的工作经历吗？

鲍越：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段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经历，至今我依然从这段经历中受益。我们是在文革将近结束的时候来到中国的，这对中国朋友来说是一段尤其艰难的时期。那时我们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大家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并且到今天我们还保持着联系。

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即使到现在我也只掌握了些皮毛。在那个电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我的中国同事们——那时候称之为同志，把文章从中文翻译成德文，并且用打字机打出来，留出很大的间隔，然后我再用手写的方式修改这些初稿。一般来说，我直接在德文译文的基础上修改，如果有些地方不明白，再去看英文版的翻译作为参考。如果英文译文我也理解不了，就需要翻译人员跟我解释中文意思，我们再一起找解决方案。

这是一项需要人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我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修改多篇文章，而且我的思路还时不时会被同事打断，比如他们看不懂我写的字或者有些地方他们不同意我的修改。每周一，我都要确保当期的文章修改完毕，因为到周二中午所有文章都将准备好送去印刷。因此周一对于我来说是最忙的一天，过了这一天我又要开始为下一期的其他文章忙碌。

但是，尽管在四十年前我都还很年轻，北京周报社却给了我们很多信任，这给了我们自信。我们还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

《北京周报》：您在中国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哪些 ？您如何评价这个国家取得的变化？

鲍越：这是我们是第一次走出欧洲，第一次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里，我们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以欧洲为中心之外还有其他视角，这些视角是同样有价值的。来到中国后，我们住在友谊宾馆，那里住着所有的语言类的专家，和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们一起生活，又进一步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但是，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是中国人民的愿望 ——从近代中国饱受苦难的历史中走出来，并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塑造未来。

而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大，让我们感到很欣喜。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今天的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更好了。当然，发展也明显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贫富差距、腐败等等。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中国人民一定要自己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也肯定，中国人民一定可以做到。不过，尽管中国改变了很多，但中国在实质上依然是中国，并且将会长久保持下去。

《北京周报》：您和您的妻子回国后从事什么工作？和中国有关系吗？

鲍越：我在瑞士的工作和中国并没有什么关系，除了我有一次作为卫生系统的专家被邀请来北京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但我的夫人写过一篇有关中国社会史的论文，研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之间中国近现代化过程。她在后来从事记者工作的经历中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东西，包括游记和深度报道，她追踪了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发展，评论中国的政治、文化事件，对中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进行观察和诠释。她在北京的两年经历对她后来的这些工作成果可以说功不可没，当然，她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她多次来华旅行的经历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除了工作以外，我在瑞中友好协会以及我夫人在德中友好协会的领导岗位上履职多年。为了双方国家和人民之间互相更好地理解对方,我们承办了演讲、组织赴华旅游、编辑会刊、在欧洲和中国都举办了活动和展览。

《北京周报》：您觉得《北京周报》应该如何向世界介绍中国？您有什么建议吗？

鲍越：《北京周报》应该要有自信，能够始终抓住外国读者所关注的话题，并在报道这些话题时保持开放的态度。

简介：

鲍爱乐(Eleonore Baumberger)博士，1947年生，社会学家，在瑞士从事了多年的记者工作，曾于 1972至1974年在北京周报德文版担任外籍专家。

鲍越(Jürg Baumberger)博士，1946年生，社会学家，从事和国际卫生事业相关的工作，曾于 1972至1974在北京大学担任德语外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