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节假日怎么确定和放多少天假，既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又涉及各个行业的利益，很难形成人人都满意的安排。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建议，可以由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修改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议案，或由国务院法制办在国家发改委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和民意的基础上形成法定假日调整方案，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2014年3月2日 北京青年报)
每年的休假方案都倍受关注、争议不断，其实，我们更该关注的是休假决策的过程，而不是决策的结果。
在当今社会，任何一个事关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而一个科学、规范的决策程序，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与保障。而关于每年休假的决策程序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虽较之以往，决策前，假日办也在网上开展了民间调查。但仅仅在网上征求意见，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据此作出调整休假安排的决策，则很难避免与科学决策的要求相悖。因为，作为能够收集广泛民意又身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没有参与到决策之中。
法定节假日安排是直接关系民生的公共政策，由人大来讨论决定公民休假问题，不仅使这一重大问题的立足于广泛的民意之上，也可以使决策更加科学，更具理性。网络征集到的意见，难以代表各地区、各阶层群体的意见，而人大代表由选民或选举单位选举产生，负有广泛征集并反映各方面选民意见的职责，经过代表收集、了解到的意见，更加广泛、全面，更接近于真正的“民意”，也更合乎法治精神。
没有人大参与的决策过程在决策的公开性、民主性上先天不足、难以服众。比如去年假日办向民众征求意见，三种方案中除夕都是放假的，但最后公布的安排除夕变成了不放假，公众不了解这个过程，自然会产生抵触与不满。如果由人大制定法定假日，不仅可以广泛征求民意，也有一套严格立法程序，就可以尽可能避免一些决策中的失误。
当今社会，各类团体组织规模日益庞大，结构愈加复杂，社会各阶层联系日益广泛。一个重大决策的影响日益深远，决策后果愈加重大。而传统经验决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活动需要。取而代之的现代决策，需要相关领导者个人的经验和才能，更需要集中不同层次的专家集团的智慧；不仅需要领导者个人的直觉，更需要依靠科学方法、程序、论证进行决策 。这样的决策，才能充分体现各方的利益诉求，才能最大限度缓解公众的质疑，减少执行的阻力。
透过每年休假安排引起的质疑与人大在决策过程中的缺席，人们不难发现，类似休假安排的公共决策权力的运行实质上就是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公共决策的过程必须要多元权力主体的参与。而人大作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的是各个不同群体利益的集合，能够在权力主体理性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利益的整合。因此，像人人关注的休假安排这类的重大决策，人大没有理由、更不应该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