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周六的清晨，最先跃起来的，当然是地震波及范围之内的人们。震区居民的直接逃生避险，是第一时间的第一波救援——自救。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除雅安部分极重震区外，多数地方的百姓自救顺利。很多人在第一瞬间的反应处置，有汶川地震经历与日常应急训练相叠加的痕迹。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反应速度。这是5年前5·12那天所没有的景象。它们不仅构建了震情传播的平台，也构建了一个粗线条的救援平台，甚至是对社会应急救援机制的监督平台。震后一度仍在按部就班收费的个别高速公路，就在微博上一片喝退声中，做了本来应该更早做出的调整。
和前年“7·23”甬温线动车撞车事故后的头两个小时相比，社交媒体在特殊情况下的作用方式，大幅拓展。中国国家救援队、主流媒体官博等纷纷呼吁震区博友提供灾情。第一时间突进灾区的传统媒体记者，则从微博上发布一路见闻。冲在最前面的一些当地记者的重要目击，由此迅速被整个舆论场扩散共享。
社交媒体的两面性也同步体现出来。地震后头半个小时，微博上流传了N张惨烈照片，夸大了震情。那是5·12的旧照。微博可加速传递灾情，也可能夸大灾情。铺天盖地的地震讯息在几亿个手机、电脑上呈刷屏状，这会调动起救援的神经，也可能营造另一种潜在的恐慌。在第一反应上，社交媒体遥遥领先。而系统的救援逐步展开后，社交媒体又显得后劲不足，很难提供完整信息链，而逐步演变为传统媒体所做救援报道的二次传播平台。
传统媒体在雅安地震发生后，显示出了比以往更快的反应能力，包括展开报道和一拨拨记者向震区的快速突进。“人人都是记者”这句话的局限性，由此显现。博友提供的碎片化信息固然最快，但鱼目混杂。由职业记者们发回的一线报道，显然判断更专业、表述更靠谱，迅速占据了舆论场的信息主导。
公众通过媒体紧盯震情，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共同构建了这个通道。而党政军群的紧急应对，才是地震救援的主体。四川的地震应急体系，在全国各省区市，可能是最具反应能力的。它成长于汶川地震救援，过去五年得到持续发展，日常亦练兵不断。今天的启动，没掉链子。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突进救援，更是震后24小时内的决定性力量。这个时刻，子弟兵的救援几乎是唯一成建制的救援。百人、千人规模的突击队，发挥着其他救援所不能企及的救援覆盖力。
从地震破坏力和影响范围看，雅安地震和汶川地震毕竟差着一两个等级。震中芦山固然有道路损毁等难题，但和之前的舟曲、玉树等偏远高寒地之地相比，雅安地区终归靠近成都平原中部，有利于救援力量的迅速大体量抵达。更多的难题可能来自于防范滑坡等次生灾害，避免救援力量遭遇意外牺牲，以及如何妥善转向灾后安置与重建。
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的指示，李克强、汪洋等在灾区的抵前指挥，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情感支持和多种形式的驰援，迅速使雅安地震救援上升为国家行动。我国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西南是个地震多发的地区。地震救援，考验这个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也检验社会管理和应急防灾综合能力，更体现社会公众有序参与重大公共事务的能力。
地震发生后第一个白天给人的总印象是：整个中国一跃而起，初期救援有序有力，震区难题仍在释放，更多考验还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