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说到杭州，就会想起人们熟知的唐代诗人白居易（772-846年）的诗句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桂花是杭州的市花。我也曾与友人坐在西泠印社的桂树下，浸淫在中国传统篆刻艺术的氛围中，品味着龙井茶的清香，欣赏着夕阳西下的西子湖。不时有桂花从天而降，为我们的谈话增添“佐料”。 

　　我在散文集《山川情旅》中这样记述对杭州的感受：记不清来杭州多少回了。在丹桂飘香的季节里，我几次入住依西湖而建的大华饭店，一棵棵桂花树分布在楼前屋后。我曾看到年事已高的老人和不谙世事的孩子蹲在湖边，撩拨着几乎漫溢上岸的湖水，童叟各自怀着不同的情愫，领略着可餐的景色。桂子飘落到水面上，随波摇曳，其芳香和风韵就以这样特别的形式展示。 

　　几年前，我循着“游圣”徐霞客在杭州的足迹走了一遭，其中有一段就是位于西湖之北`的宝石山。徐霞客在日记中写道，登上宝石山顶，看到大石块堆砌的地方的那块著名的“落星石”。西面的山峰突立高耸，向南看是湖光江影，往北眺望是皋亭、德清等山，朝东俯瞰杭州城的万家烟火，无不清晰可辨。 

　　宝石山山体岩石中镶嵌着许多红色的“宝石”。其实这种岩石的学名叫熔结凝灰岩和流纹岩，呈现在这两种岩石中的红色宝石是氧化铁。徐霞客说的“落星石”仍然横空悬于岩石之上。据资料显示，它是一亿五千万年前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岩石，又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化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 

　　徐霞客时代的灵隐寺已然香火鼎盛。据徐霞客记载，当时的灵隐寺里香客摩肩接踵，一些衣着艳丽的妇人穿梭于大殿之间进香敬佛，祈福求安，热闹非凡。但令徐霞客讶异的是，即便这样的“流香转艳”，也丝毫未影响修道者——一个老和尚始终静坐在太阳下，望向天空，沉浸在禅定境界中，宛如浑然无觉。 

　　今天的灵隐寺仍旧人头攒动，繁华更胜从前。一个个善男信女排着长队烧香磕头，而僧人们也都忙得不可开交。穿越如此漫长的历史，世间的喧嚣与人们的欲望依旧如故，唯一的区别是“专心”面对自己与宇宙的修行者越来越少了。 

　　除了徐霞客，从古至今，还有不计其数的中外人士对杭州这座美丽而富庶的城市进行了记录与描述，给我们留下了来自天南地北的杭州故事。 

　　家喻户晓的马可·波罗（1254-1324年）自不必说，他在其游记中大段落地记录了杭州的景况。而人们不太熟悉的鄂多立克(1286-1331年)，是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会士，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之一。他在《鄂多立克游记》中，绘声绘色地记录了在杭州的见闻：在当地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人的引领下，他们乘船去一座大寺庙（据资料说是灵隐寺）。寺内的僧人打开一处园林的门，园内有座长满树木的山。僧人拿出一面铜锣敲打，各种野生动物应声下山，有猴子、猫和其它很多动物。僧人把碗放在它们面前，分别喂食。动物吃完后，僧人又敲起锣，动物们四散去了。鄂多立克看后开怀大笑，说：“这是怎么回事？”僧人回答，这些动物是贵人的灵魂化身。鄂多立克告诉在场的人们，这些不是什么圣灵而是野兽，可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意大利佛罗伦萨人约翰·德·马黎诺里（1290-1359年），身为方济各会神父的他，在旅行日记《马黎诺里编年史》中赞誉杭州：“……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叫行在（Campsay,杭州的别名），这是最好、最大、最富饶、人口最多，总之是最绝妙的城市，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 

　　中世纪阿拉伯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在他1355年出版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里，也对中国杭州的市场贸易、清真寺、穆斯林生活、民族关系等都作了记述。 

　　《伟大的行在城和中国君王的关系》的作者乌戈·康图伯爵用意大利文描述过行在城（杭州）的情况。这篇文章于1621年被朱里奥·贝利收入《实用政治集锦》并刊行。 

　　广为人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作者利玛窦（1552-1610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1599年2月的活动记述中称杭州是浙江地区的大都会。他还提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中国谚语。1610年利玛窦因病卒于北京，其坟墓至今仍在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的庭院里，供今人凭吊。 

　　中国古人与杭州结缘的更是不胜枚举，唐代诗人李白（701－762年）、白居易（772-846年）及宋代文学家苏轼（1037-1101年）等等。这些东西方旅行家、文人和传教士或用游记日记，或用脍炙人口的诗词，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名为“杭州”的画卷，使得今人有幸得以回味关于这座城市的古老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