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1972年2月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行的最后一天，中美双方在上海正式签署了两国之间的第一份联合公报 ——《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的签署，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也为1979年双方正式建交奠定了基础。当时，正值而立之年的Chas W. Freeman Jr.（傅立民）作为这一历史性访问的美方首席中文翻译，见证了公报的签署和诸多重要时刻。此后，他担任过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主任、助理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 

　　回忆起50年前的访华之旅，傅立民感慨万千。50年间，从英俊小伙成为白发老人，他在重温这段历史时，流露出对中美关系回归正轨的真诚期盼。尽管之后傅立民也参与过多项重大外交活动，但他始终认为尼克松访华是其外交生涯中参与过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近日，傅立民接受《北京周报》副总编辑刘云云专访，就中美关系的热点议题以及两国应如何从历史中汲取力量，重新携手前行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傅立民（傅立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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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周报》：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破冰之旅”期间，您作为美方首席中文翻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Chas W. Freeman Jr.：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那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那次访华改变了当时的地缘政治局势，也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件事。第一，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国力不强，这也是尼克松访华的重要原因，因为他认为有必要去给中国鼓鼓劲，表明美国支持中国抵御苏联可能入侵的立场。 

　　第二，我发现中国官员见多识广、老练通达。外交经验丰富的周恩来总理令人印象深刻。正是他建议我们在公报的开头就清楚地列出中美分歧所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两国在一些存在分歧的议题上都有各自的盟友或者伙伴。中国需要向朝鲜和巴基斯坦保证不会改变立场；而美国必须对南越、韩国和印度做出同样的承诺。 

　　这份公报史无前例，因为它体现出中美并未试图掩饰分歧，反而进行了清楚的阐释；但也表明，尽管分歧存在，双方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合作。我非常希望，当前中国和美国仍然能够秉持这种精神开展合作。 

　　您如何看待目前的中美关系？我们看到，一些曾经对中国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态度发生了转变，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刚开始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我所看到的这个国家贫困落后，与现在有着天壤之别。年轻一代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没经历过那样的中国，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走了多远，才走到今天的地步。更不知道，如果中国没有走现在的道路，它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所以，如果你不了解中国曾经有多落后，就理解不了今天的中国有多好。 

　　另外，美国总有一个心结——它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世界第一——导致我们不能面对现实。中国曾经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直到1850年前后被英国超越。1870年，英国又被美国赶超。此后漫长的150年中，美国已经习惯了一骑绝尘，天下无双。现在，中国正在回归它的历史地位，成为一个相当富足、强大的国家。因此，对美国而言，即便心理上很难接受，也必须用全新的目光看待中国。 

　　不仅是美国，我认为日本也经历了这个心理调适过程。日本以前是亚洲第一，现在被中国超越，也在逐步适应这种变化。 

　　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通过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不少人认为，该法案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您认为它会签署成法吗？您如何看待“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和以前类似的法案？ 

　　恐怕是能签署成法的。这个法案对美国的伤害将远远超过对中国的伤害。中国有个成语叫“闭门造车”，美国不能“闭门造车”。强行将美国与中国的进步隔离开来，这只会拖慢美国发展的脚步。 

　　竞争有三种不同的状态。第一是积极竞争：双方通过努力提升自身实力，与对手竞争。第二是消极竞争：通过试图伤害竞争对手而非提高自己，获得优势。第三种是充满敌意的竞争：企图毁灭对手以赢得竞争。 

　　不幸的是，美国当下秉持的是第二种消极竞争的理念，不是着眼于提升自身的实力，而是处处遏制中国。我认为这种方式很难取胜，因为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外交家George Cannon（乔治·凯南）1947年提出了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其政策依据是，如果对苏联围困、遏制，苏联会由于自身的缺陷而走向崩溃。“遏制政策”提出40多年后，苏联的确解体了。但中国不是苏联，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美国不可能像孤立苏联那样围困中国；况且此一时彼一时，美国如今的实力也不可能重现当年的很多做法；只是，唯恐中国崛起的一些美国政治精英们，到现在还没有明白这一点。 

　　目前，中美之间是否有推进双边关系的共同抓手，正如尼克松时代一样，能够携手向前？ 

　　我认为双方能够克服差异，携手向前，但这需要杰出的政治家来实现。50年前，中美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共同面临来自苏联的威胁。但今天，中美面临的威胁更加严重。例如气候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洪水、飓风、台风等恶劣天气，还有可能把人类这个物种从地球上抹去。 

　　再比如，新冠疫情。全世界人口如此庞大，人类很容易受到病毒和细菌的攻击。新冠病毒将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场瘟疫。全球疫情的应对，仅靠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全世界必须通力合作。 

　　中美两国对彼此的经济发展和国内繁荣至关重要。中国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受益于开放的美国市场，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同样，美国也受益于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制造大国。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三分之一，中国的商品产量是美国的两倍。 

　　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全球合作，才能解决我们之前提到的问题，也才能保证国家的繁荣和个人福祉。但这些都是长期问题，而人类总是对长期问题视而不见，对应该采取的行动拖了又拖，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核心问题是：这个时代能否走出一位像尼克松总统那样有政治家风范的领导人？ 

　　那拜登总统呢？ 

　　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有这一潜力。拜登总统被美国国内的政治所困。他没能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席位，在众议院的优势也非常微弱。如果他想改善中美关系，就会招致各方攻击，导致他正在推进的其他事情被迫夭折。也就是说，他的权力基本上被美国两党之争所裹挟，令人非常担忧。 

　　全球疫情之下，一些美国政客散布的虚假信息导致不少美国公众对中国有一种敌意。您认为这种负面印象可以得到改善吗？ 

　　我恐怕并不同意美国人对中国怀有敌意的这种说法。美国的政治精英可能对中国有一些敌意，但他们是真正敌视中国，还是将“敌视中国”当作实现自己利益的政治武器？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广大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关注远不像政客那么狂热。事实上，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个人交往和家庭互动层面，能够良好地相处，理解彼此，很容易就能建立友谊和联系。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应继续保持个人层面的友谊。这种民间联系将会促进国家关系的改善。 

　　目前中美关系处于过渡期，但这个阶段很难快速结束。在中国和苏联关系破裂后，中国和俄罗斯花了20多年的时间修复裂痕，建立了今天良好的双边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双方开始寻找改善关系的基础，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我记得，90年代中期我刚从政府部门卸任，当时中国人告诉我，俄罗斯虽然国力衰退，但十年左右就应该能重振旗鼓。后来，当俄罗斯恢复了繁荣，他们又说，俄罗斯应该成为中国的朋友而非敌人，并且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付诸行动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人目光长远，深谋远虑。回到当前中美之间的摩擦，我认为也应该是暂时的，中国也需要提前做一些打算：当美国摆脱目前的乱局，重新振作，变得更加富强时，中国要准备好成为美国亲密的朋友，而非对手。在此之前，双方都需要一些耐心，需要主动做出一些改变。某种程度上说，中美关系走到当前局面，双方采取的做法都乏善可陈，但美国负主要责任。 

　　您对中国经典非常了解。中国哲学、中国价值观中，有哪些理念您认为跟世界是相通的？  

　　中国文化和哲学中有很多东西都是人类瑰宝。首先，我想说的是中国的美食优点太多了。色香味俱佳，更重要的是非常高效，做起来还不那么费事。另外，中国人享受生活的方式也有普适性，像春节这样重要的日子就非常具有吸引力。 

　　在哲学层面，至理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正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也非常具有普世价值。 

　　还有一个理念我也非常认同，和我们国家的道德准则不谋而合，就是基督教的“黄金法则”：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Do on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have them do onto you.）。而中国的版本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on't do to others what you don't want them to do to you.）。这两种说法含义相同，但中国更强调克己（self-restraint），类似自我抑制，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中国有很多方面令人敬仰；也有个别方面，我们不太有共鸣，但也没必要深究。因为中美关系要继续向前，最好的方式就是求同存异，就是要搁置争议，寻找共通利益。（翻译：温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