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中日关系回暖势头日渐明显。安倍随行500人规模的日本商界翘楚，显示日本政府有意以两国经济合作为抓手，重启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进程，从而与中国推进“亲诚惠融”的周边外交遥相呼应。联想日本对钓鱼岛采取“国有化”措施导致两国关系冷却之际，两国领导人只能在国际会议会场“交谈”，中日关系应该说已经完成了新一轮解冻进程。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嬗变始终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1972年两国建交以及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都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正面引导有着紧密关联；上世纪90年代初为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两国政府加强互动，日本在西方大国中率先解除对华制裁，中国则对天皇发出邀请，促成了92年明仁天皇访华，推动两国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0年致力于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鸠山首相因美日普天间基地争议黯然下台，嗣后美国不断在钓鱼岛争端释放偏袒日方立场的信号，导致中日关系解冻进程延宕至今。 

　　2012年年底实现二次执政的安倍晋三在就任之初曾被两国友好人士寄予厚望，希望其能够重现2006年访华终结小泉时代两国关系冷却的“故事”。然而，安倍以应对中国崛起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积极迎合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通过强化美日同盟，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两国关系并未出现根本改善的局势。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及其终止TPP生效进程令日本陷入前所未有的被动，尽管安倍曾试图通过建立个人紧密关系缓解美日关系困局，却只换来美国与日俱增的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压力。 

　　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同时对中日施加贸易压力导致两国转而重新审视对方的战略价值。对日本而言，不仅要从地缘政治视角考量中国的发展，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发展潜力，在美国国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盛行的背景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显然是日本不可放弃的合作伙伴。而对于中国来说，日本作为经济崛起的先行者，其所积累的发展经验及其演化出的社会问题亦是中国的前车之鉴。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而言，能否处理好与世界三大经济体的关系事关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战略意义尤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民众的彼此观感微妙变化对此次中日关系的回暖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如果说70、80年代两国民间交流以日本产品、动漫步入中国家庭，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引领国内民众对发达国家认知的坐标为表现形式。21世纪第二个10年，随着中国民众大量前往日本，两国民众互动频率大幅增加，日本成熟的社会服务体系，民众的敬业精神都为中国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日本在中国的形象脱离了侵略者的刻板、与动漫作品的平面化的认识，认知趋于全面、立体。而日本民众则对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有了更为深入的体会，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抵触、疑惧心理有所下降，对中国的认识更加客观、理性。两相呼应，中日关系新一轮改善较之10年前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为新时期两国协作的持续开展创造了条件，而这也是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外交家长期推动中日“民间外交”的价值所在。 

　　发展具有独立发展趋势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对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在中美竞争格局日益显著的情况下，尽管中国不能寄望日本脱离美国的约束，却可通过中日合作缓解、降低来自美日同盟的压力。而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攻势下，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以及两国共同推动的中日韩自贸区、RECP有助于安倍政府增加与美国博弈的筹码。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限制美国不确定因素的可能，扩展了两国的外交空间，助推中美日三边关系向稳定的等边方向前进。 

　　当然，中日新一轮关系转寰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目前两国在东海海域的争端控管机制刚刚建立，尚有待进一步磨合；安倍政府内部的亲台势力也有蠢蠢欲动的迹象；日本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仍有反复的可能；双边关系和缓仍需两国有识之士大力维护。2018年时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中国改革开放迈向更为成熟稳健的阶段，而日本也将于下一年拉开后平成时代的序幕。“一衣带水”更需“相望相守”方能“共克时艰”，希望中日关系此次转寰能够行稳致远。（作者系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