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90岁华诞即将来临之际，北京周报社对来华访问的德国历史学家兼作家格尔德•柯能（Gerd Koenen）先生就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社会的意义以及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进行了专访。
现年67岁的格尔德•柯能作为历史学家曾经撰写过一系列历史著作，主要涉及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东欧和早期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史、古巴及拉美游击战争以及1968年西方新左派运动等。
《北京周报》：作为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学者，您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直接推动了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在21世纪的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现实意义么？
格尔德•柯能：马克思自己也说过，“所有我知道的，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思想家，他并没有设计出什么固定不变的模式和体系，那些固定的体系都是后人在他去世后根据他的著作创建的。我认为，现在读他的作品仍大有裨益，包括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他的早期著作并不仅仅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而是更加倾向于文化批评的文章。比如他谈到的“异化”概念，在现在依然意义重大。
当然，马克思是19世纪的思想家。他所思考和分析的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也从未打算凌驾于自己的时代，而只是实事求是地跟随着他那个时代的步伐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生活在21世纪，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并不是要在马克思的书中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法，而是从中找到很多灵感，通过掌握一些辩证批判的思考方式，开动脑筋来观察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全球化社会，提出自己的批判性的看法。
《北京周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您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过研究么？哪些让您印象深刻？
格尔德•柯能：我目前正好重点研究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对比史，主要针对的是苏联和东欧，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则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态势，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宏大的篇章。
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初始动机给我留下了非常积极的印象。建党之前，中国既没有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工人运动。上世纪20年代，共产党的成立掀起了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并且中国共产党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宗旨。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逐步壮大。中国共产党在之后的发展中，经历的巨大起伏以及因此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又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是，在经历过“文革”时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关注后，邓小平用几个凝练的句子，尽可能少地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引导中国实现了政治方针的完全转变，这是一种尊重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转变。
《北京周报》：根据您多年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您对中国共产党有何建议？
格尔德•柯能：除了对历史问题的探讨，尤其要关注中国今后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并不可能回到国情相对简单的过去，那其实也并非理想状态。根据我的研究，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末解体的原因并不是仅仅因为经济的运行出现了问题，到最后，根本就不再可能由当时克里姆林宫里的党中央去统治和掌控那个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国家。当时的中央已经弄不清楚国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才能真正找到问题所在。
当前，自然有这个疑问，中国社会是否拥有足够的自制机构和辩证的批判工具，以应对目前的诸多问题。要想表述出当今的问题，需要解放思想，推动民主，鼓励所有想要出谋献策的人积极参与。
个人简介：
格尔德•柯能于1944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历史、政治学和日耳曼文学。年轻时曾是德国1968年学生运动以及德国“红色十年”（1967-1977）的活跃分子。1976至1981 年担任《共产主义人民日报》的编辑，1981至1991年从事出版社审稿人、报纸杂志编辑以及广播电台撰稿人的工作。1992至1996年参与跨学科的研究项目“东西反照”，并出版文集《德国与俄国革命（1917-1924）》。1998至2003年继续撰写时事评论和出版历史专著。2003年重新在蒂宾根大学东欧历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4月至2010年3月作为“弗来堡高等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参与历史学院“20世纪共产主义对比历史”科研项目。
柯能2003年的著作《维斯帕、恩斯林、巴德尔：德国恐怖主义的原始情景》被导演安德里斯•费尔（Andres Veiel）作为蓝本拍成电影《舍我其谁》。该片2011年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阿尔弗雷德·鲍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