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欧洲、印度和日本将成为世界并行的5条巨龙。”
讲这番话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曾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教授。他还不止一次地预测过，2030年，中国将超越美国和欧洲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时至今日，已经有不止一位经济学家做出过与林毅夫教授相同的预测，但是也在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崩溃论”亦甚嚣尘上。有西方媒体甚至一度把中国经济“硬着陆”与欧债恶化、美债瘫痪、中东动荡和英国退出欧盟并列为2013年度可能威胁世界经济复苏的五只“灰天鹅”，即“可预见的重大威胁或危机”。
成为“巨龙”，还是成为“灰天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前景似乎从来没这么扑朔迷离过。而造成对未来预测呈现巨大反差的根源，恰恰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转型战略。
崛起之道
过去30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中国经济一路高速增长，创造了9.8%的平均增长率。2012年的GDP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计算，1820年中国GDP占全世界的32.9%。但从19世纪开始，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竞争中，中国远远落后。到1978年，中国GDP仅占世界的4.9%。而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
在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看来，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解放了长期为落后制度所压制的生产潜力，这使得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吴敬琏的观点在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在后者看来，改革开放之初在农村推行的“包产到户”，对农村经济活力的激发为后来的进一步改革和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而大量私营企业的出现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如今它们所创造的价值已占GDP总量的60%左右。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给科技创新创造了条件，这反过来又成为新的经济活力。此外，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所提供的保障，例如《物权法》和《专利权法》实施并受到了重视。因此，梁教授表示“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李稻葵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有两大推动力，一是庞大的人口规模所蕴含的消费能力；二是城镇化过程中对基础建设的不断投入，以及大量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中国特色
随着体量的增大，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分量与过去已大不相同，而增长的速度也渐呈放缓之势。回顾近年来的数据，7.8%是1999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因此，当前出现的一种观点是，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速将保持在7%-8%的“中速增长区间”。
令人忧虑的不只是经济增速的变化。“如今随着两大因素的出现，人口红利优势正在中国慢慢丧失。”梁小民教授指出，一是随着GDP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工人们对工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由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在80后一代成为社会劳动力主力的今天，劳动力短缺现象开始出现。
世界银行曾有数据显示，人口红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30%以上，但目前这一数字正在逐渐下滑。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亦在公开场合表示，2030年以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稳步、逐步减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亦称，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升，企业频现用工荒，使得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获得竞争优势变得日益困难。从表象上看，人口红利的消失严重拉低了企业利润，给其经营活动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从长远来看，却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也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此，现阶段人口红利应该向改革红利迈进，开展各领域改革，包括提高劳动效率、新技术改革以及货币资本市场改革等。
除人口红利、成本优势不再外，中国长久以来依靠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增长模式亦难以为继。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苏国粹向记者表示，中国在享受高增长的同时，做出了很大牺牲，包括环境方面、能源方面等等。这种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目前是实现转型的迫切关口。
社科院最新绿皮书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煤炭、石油等能源消费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今后必将面临资源能源需求量持续上升、缺口日益扩大的问题。巨大的资源能源消耗，必将带来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适应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要求，因此实现“低碳转型”是未来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决策层面，经济转型亦成共识。在中国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十二五”规划中，将“转变发展方式”定为未来发展的主线，将“加快结构调整”定为主攻方向。而在十八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等方面来。
转型路上
自政府确立经济转型的政策方针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稳步、快速发展的同时，增长质量取得一定提高。
从宏观层面来看，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稳步提高，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2009年为42.6%，2012年这一数据已提高到44.6%。
2012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中，第一产业10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0%；第二产业366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第三产业56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5%。从全社会用电结构来看，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明显快于第二产业，也验证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的事实。
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结构看，内需成经济增长最大动力。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投资高1.4个百分点，内需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经济应当从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前不久曾呼吁政府通过进一步减税来促进消费。在柳传志看来，拉动消费首先要解决怎样让老百姓有钱的问题，“国家连续多年GDP增长很快，财政收入增加得更快，希望把这一部分税收，转移到老百姓的收入上去，比如税收减免给企业，让企业直接将这部分减免的税收补进企业员工的收入里去。”
从行业层面来看，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得到初步改观。从微观层面来看，GDP的增长对能源和环境的消耗在减少。此外，2011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占到全球总量的1/4。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得以提高，2012年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由2011年的53.5%提高到54.5%。
中国经济转型虽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还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重担。行政力量发展经济的低效率并未根本上改善，绿色GDP在制度设置上停摆，政府仍然过多地把经济发展的责任担在身上。
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当务之急，是排除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走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道路。”吴敬琏说。
内需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机制缺失、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利益集团的干预，都是中国经济转型中必须把握主动，先破后立的难题。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向记者表示，转型的核心其实是认识，政府有关部门是否已经下定决心大胆去做是我们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则向记者强调，虽然政府非常重视经济转型发展，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破坏太大。如果不把环境保护放到经济增长前面，经济转型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环境保护是经济转型中的头等大事。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经济活动最活跃的主体——“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最具国际化特质和实力的企业之一——海尔集团掌门人张瑞敏有独到见解。 “可持续发展就是企业追求永恒的主题，但是它在现实当中可能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所有企业领导人都采取了所有的措施，要想使企业可持续，但是这一措施最后恰恰可能适得其反。”张瑞敏称，有的企业不但不可持续，而且很有可能走向衰亡，所以要让企业可持续发展很重要要找出一条正确的路径。
张瑞敏认为，要想使企业可持续发展，可能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前提条件“观念革新”；二是必要条件“创新体系”；三是充分条件“制度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朱星强调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科技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与其它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如果这一局面不能够改观，经济转型的难度会增大。
2020……！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20年，作为明确写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的目标实现时间，受到各方专家学者的空前关注。
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实现转型？中国会成为经济巨龙，还是成为“灰天鹅”甚至“黑天鹅”，2020年似乎成为一个最近的可以考察的时间节点。对于这一近期时间节点，各方专家纷纷作出了自己的预判。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或者说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在整体上还是会平稳增长的，这个平稳增长的速度比起以往三十年平均10%的增长速度会慢一些，但放眼全球来说，相比较而言，还是会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快的速度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同样认为，“双倍增”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对中国经济来说有机遇也有挑战，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平稳的。
“中国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府在基本的宏观政策导向上一再强调科学发展，就是妥善处理环境保护、资源有效利用，与当期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白景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财政角度看，节能环保的投入越来越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也大，政府的很大一笔投入都是用于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换。这些都表明了政府的政策取向是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也对记者称，“十八大”报告实际上使得中国多年探索的转型之路有了具体的实施细则，有了更清晰的具体路径和操作的可行性。在这个路线图的具体指引下，经过10年到20年的努力，中国应该有理由相信建立真正的现代经济，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嬗变。
（记者 于林涛、董彦、王磊、李志健、万全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