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时期、新环境与新问题，经济特区如何再走出一条新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地讨论经济特区的发展定位。我认为，特区的发展定位首先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相联系。因为过去的成功是积极承担并努力完成了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以深圳经济特区在经济体制方面的率先改革为例，在刚刚走出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环境下，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新路，这将会面临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我国只能选择了先局部试验、后全面推广的渐进方式，经济特区就扮演了这种先试验的角色，从而为我国降低全面的体制改革风险、少走弯路起到了先行探路的作用。
在新时期，我国面临的发展任务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与30年前已大相径庭。比如说，在今后五年或更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将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核心，结合我国遇到的新问题，大力推进四个方面的发展，即和谐发展以主要解决农民市民化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国企业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绿色发展以重点治理我国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环境污染以及发展低碳经济的问题，平衡发展以处理好我国稳定外需与扩大内需之间的关系问题等。
然而，我以为，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仍然需要找一些地区先进行试验，创出一些经验后，再全面推广。与30年前相比，所不同的是，过去将几乎所有改革与开放先行先试的重任都赋予经济特区，所以，我国经济特区是综合性的。而在新时期，国家将综合性的改革发展任务分散给了各个地区，每个地区承担其中的一部分任务，这就由综合性的试验变为了专业性的试验。
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的许多有形屏障逐步被拆除，诸如取消二线、扩大经济特区范围，从而进一步发挥特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等，看起来，经济特区已被赋予了区域发展的核心角色以及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但是不能排除在一些经济特区内继续增加与扩大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特殊开放类型的数量与规模。诸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厦门应建设成自由港的发展定位；深圳除了发挥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之外，还需要根据自己的优势设立更多的保税区与自由贸易区等等。
除此之外，自下而上地、积极主动地承担国家的一部分战略，而不是等待国家分配任务，也是新时期发展的一个特点，这就是说，不是国家“要我干”，而是“我要干国家需要干的事情”。实际上，国家需要干出业绩的地方就是不断地提供日益多样化的、质量越来越高而成本较低的公共服务与产品以及官民互动的监督与治理机制，以满足本地与流入居民不断提高的发展需求，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哪个地区在这方面能够先行一步，它就成为一个试验区，其经验就会在全国加以推广。（作者系广东经济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