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双重效果：“共和”词义对辛亥革命及其后制度建构的影响
词语背景的丰富，往往会带来理解的模糊、舆论的摇摆与制度建构的缺失；而在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对词义或有意、或无意的含混与类型化理解，则往往使其成为某种政治口号，在不同的时期起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作用。
首先，将“共和”等同于“民主”，在早期必然难以被有着数千年皇权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所广泛接受。维新派推动“君权”之下的有限“民权”尚且面临巨大阻力，何况是“无君无父”的民主。一个明显例证是：原本已受到孙中山影响倾向于民主共和的梁启超，到檀香山后不久就迅速发现 “保皇”的功效，他建立的保皇会分会比孙中山的兴中会更为成功。孙中山曾经的密友钟工宇描述：“我们这伙人是这样热心，于是成立了一个‘保皇会’分会……我们收集捐款送往澳门和香港的本部……许多人慷慨解囊……”甚至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捐出1000元，并成为保皇会茂宜分会的领导人。[15] 如此盛况，与孙中山艰难筹措资金的情况适成鲜明对照。
但是，一旦“民主”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即使仅仅是纯粹名称上的接受，也会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共和”制度的存废。袁世凯在称帝之前，虽然已经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又已享有终身制和实际上的世袭制（可推荐三名继任总统候选人，继任总统必须从中选取），仍能为时人所接受，“二次革命”仍未能成功。但一旦称帝，则连一直反对共和的康有为都发出“请袁世凯退位电”，指出“遍考地球古今万国之共和国，自拿破仑叔侄外，未有总统而敢为帝者。”[16] 梁启超则在传诵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写道：“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可复续。”[17] 可谓“敢以帝制自为者，天下人共击之！” 仅仅当了83天皇帝之后，袁世凯就被迫撤销帝制，随后在全国声讨中辞世。此后，除了张勋的短暂复辟闹剧外，尽管军阀相互混战、各地探索联省自治、国民党一党军政独裁，强人政治始终占据中国政坛，“共和”往往徒具其名，但是帝制终无人再敢于尝试。
第二，将“共和”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也有着双重的后果。最初，“革命”因其暴烈形态与巨大代价，在还有路可走的情况下，往往为人们所不取，从王韬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就可见一斑。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对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实施自杀式攻击，除了同盟会等革命党人外，当时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不应使用这种恐怖袭击手段阻遏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18] 是以直至戊戌变法失败，革命派虽然屡屡发起起义，但远远没有达到孙中山所希望的各省尽举义旗的连锁反应，均以失败告终。孙中山筹措资金、吸纳成员的进展也一直较为缓慢，甚至被称为“孙大炮”。
但是，当改良之道已经事实证明行不通而行革命之实时，“共和”因其长期以来在宣传、论战中与“革命”的密切联系，就会被视为革命理所当然的成果而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因此，武昌起义后，虽然发起革命的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只是含糊赞成共和，真正热心的是倾覆清王朝，[19]但一旦起义，就迅速举起“共和”之旗；兵变之下黎元洪也不再黄袍加身，而是被逼担任鄂军都督。很快，控制省咨议局的权贵明显表示支持新政府。随后清政府虽迅速颁布《十九信条》，仅保留皇权至上之名，愿符合君主立宪之实，却已不再受国人认同、支持，反而“光复”之声不断，纷纷独立。武昌起义两个月后，包括整个南方的大多数省份都投向了革命。在即使欧洲大陆也只有法国是共和政体的当时，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此前革命与共和的长久“联盟”所带来的正面影响。1911年11月7日，黎元洪转达给袁世凯的话，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现在南北僵局并不在湖北军政府和北洋军之间，而是能否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政府。[20]随后的南北和谈，“共和”很快就基本成为谈判的基础。北方立宪派的代表唐绍仪甚至一开始和谈就承认，民军主张共和立宪。
第三，对“共和”偏重于政体的理解，必然导致对政权组织形式尤其是具体操作等浅层面的关注，而易于忽略作为支撑的自治社会、良好“宪德”的培育，以及当时对各方实力的均衡化考虑。在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之前，《临时约法》轻易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虽然出于保卫共和制度的良好愿望，但是对国家基本制度的“因人设制”，反映了时人迷信“制度决定论”的同时，并未对制度培育出尊重之意。革命党人尚且如此，袁世凯及其后的军阀就更是如此。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的历任政府，几乎都是披“共和”之皮，行“专制”之实。孙中山虽然对共和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例如“三个时期”（军政、训政、宪政）以及“五权宪法”的设计，但是也局限于政体本身。至于“人权”、“自由”、“法治”以及作为根基的“自治”等一系列社会深层文化，虽然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纷纷证其有，但随后的事实却足堪证明彼时立宪派“民智未开”、“自治未习”的判断。而匮乏了这些，民众对共和的支持，实际就是“君主没有了，但比君主还有威权的领袖，成为人们普遍的追寻目标。”[21] 这一点，实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仅仅广泛地简单接受作为政体形式的“共和之表”关系密切。
但是，若非如此，武昌起义后的各地权贵也不会纷纷附和，袁世凯也不会轻易答应共和之制。事实上，这种或真或假的“误读”，实是辛亥前后“共和”深入人心的前提。就这一点而言，如果说“民主”和“革命”对于“共和”的实现起到的作用是先抑后扬，偏重对政体形式的理解则起到了先扬后抑的作用。
简要言之，对“共和”词义理解的含混与类型化，使国人较为广泛地将之与民主等同，与革命相连，视立宪法、开议会为标志。在革命的各个阶段，这些理解起到了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剖析清楚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渐进的君主立宪制改良尚遭抵触，数年间，激烈的革命与颠覆性的共和制竟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令梁启超慨叹：现在不说革命简直不行了；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因为，当时人们口耳相传的“共和”，远非今时今日知识群体所认识的“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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