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政治逐步发展
民国初年民主建设的最大成就，是1912年3月11日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规定国家主权在民的国家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同时还规定了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等自由。
很快，民主共和的思想便普及起来，人人都讲平等，几乎成了口头禅，不许唤老爷，不许唤大人，不许坐轿子，废除了三拜九叩等封建习俗和礼节。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社会上出现了学习政法知识的热潮，组织政党的热潮，办报的热潮和竞选的热潮等。其中办政党的热潮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是民主政治一个很大的特点。
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的政党政治也十分关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先后组织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已具有明显的政党性质。1905年孙中山先生领导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政党。
辛亥革命后，在政治环境较前宽松的条件下，各种政治力量在“议会政治”的幻想下，纷纷组织政党，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一时成立的政党或类似政党的政治团体有三百多个。这中间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中国同盟会，立宪派组织的民主党，地主买办阶级组织的共和党和统一党。极端仇视民主政治包括政党政治的袁世凯，也被潮流推动，组织了自己的御用工具——公民党。
政党和专制从本质上说是对立的。专制的载体是个人或家庭，而政党的载体是组织。组织的重大事项，不是哪一个人的事，需要组织集体决定。因此它的实质是民主，而容不得专制。
当然，政党这种民主的本质决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充分体现，在某种情况下，如组织制度出现缺陷，政党也会重蹈专制的覆辙，袁世凯的公民党就是袁世凯一个人说了算，空有政党的外壳，毫无民主的实质。在个别情况下，使政党缺乏民主，连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都难完全避免。中山先生为了纠正辛亥革命后中国同盟会内出现的涣散状况，重振革命精神，以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于1914年7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确定“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条件”，并要求党员按捺指模对他宣誓效忠。由于这种做法带有过分浓厚的家长制及个人独裁色彩，遭到黄兴等重要领导人的反对，许多革命者拒绝加入，使中华革命党成为一个人数有限的密谋集团，而在以后不得不再行改组。这就说明，政党是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产物，而政党本身只有体现出民主精神，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完成它的使命。
在这种政党兴起的环境中，当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以后，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的“南陈北李，相与建党”，包括毛泽东完全赞同的蔡和森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应时出现，便已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在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寻找能够指导人们思想的正确的理论基础。19世纪中叶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在中国先进分子的寻找视野之内。
辛亥革命前，据宋庆龄先生说，孙中山先生是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学说的。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吸收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1906年当时的革命派最左翼的朱执信先生，在《民报》第2期著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特别介绍了马尔克（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他还简略地介绍了《资本论》，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朱执信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步表示赞同、接受马克思的观点。这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这些介绍总的来看，在辛亥革命前还是零碎不系统的。而在辛亥革命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而思想解放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会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寻找新的救中国的方案中，很快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正确区分了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本质不同，指出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地位，认为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这篇文章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表示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比较系统的阶段。
应该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最通俗、最形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人们从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深切地体味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译文。这样集中介绍国外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的报刊史上是罕见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一个正面宣传和学习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充满论争和批判的过程。
这种论争和批判先是在赞同马克思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展开。这突出表现在“‘问题’和‘主义’之争”。这场论争是胡适挑起的，他反对人们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反对社会问题总的解决，而主张点滴的改良。李大钊著文批驳了胡适的论点，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这场论争对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推动人们研究怎样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这种论争还突出表现在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政权，反对一切权威，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则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肯定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又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经过论争，除少数仍坚持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在传播、学习、宣传、论争和批判的过程中，锻炼和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分子。其中除了著名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外，还有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都先后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批先进分子，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上与时俱进，抛弃旧的主张，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著名代表有吴玉章、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
这一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涌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干部条件，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建党初期的骨干力量。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发展，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要求，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基本具备之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完全是历史的必然。
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国际条件也有密切关系。最重要的是第三国际的帮助。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彼得格勒领导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强调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的首要的和紧要的任务是建立共产党。而在此前不久，1920年春，经第三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及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在北京、上海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接触，除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情况外，对陈、李正在进行的筹建党的工作，给予了帮助，从而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
在第三国际二大之前不久和之后不久，亚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先后成立。如1920年印度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5年产生了中央委员会；1920年5月印尼共产党成立；1921年8月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1924年叙利亚共产党成立，等等。这一切说明了在第三国际领导和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亚洲许多国家成立了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共产党，出现了一股建党潮流，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诞生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接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大旗，且把它发展为新民主主义，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的专制统治，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真正得到了解放。□文/曾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