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对已然濒于衰朽的中国来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直接导致其进入一个历史的断裂期：一方面，几千年来支持人们观念世界的、以“华夷秩序”为核心所虚构的“天下观”，受到亘古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另一方面，新的、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亦因西方势力的强力压迫而处在逐渐建构之中，并渐渐支配国人对于世界与国家的想象。事实上，近代中国人在认识和比较中西之间从器物到政治到文化的差异的过程中，现代国家观念就逐渐被接受并不断得以深化，然而直到20世纪初年，先进的知识分子引进民族主义理论，并与之前由严复引进和诠释的社会进化论相结合后，所有关于新的“民族—国家”观念才得以正本清源，成为完整的体系，民族主义思潮遂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建立现代主权国家便成为一些先觉悟的社会精英们所日夜萦怀的时代问题。
但是，起源于西方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主权”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理论，对于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来说，这场因东西方殖民武力的冲击而兴起的民族主义热潮，远非今人所能想象的那么简单。于20世纪初，民族主义引进中国之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扭变，即一直隐然深埋在汉族士人心中的对满族贵族统治合理性的质疑，在甲午对日海战失败之后开始全面爆发，一场擎着种族革命大纛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在知识和思想界之外的政治领域迅速地展开，并将这种混杂着种族主义的革命思想带入到对历史资源选择的视角和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接受视角。于是，在这个移植与转换的过程中，国内各派人物对之做了多重的处理，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中国的特色而表现出极其复杂的特性：
首先，中国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必须要在新的世界背景、新的世界语境下处理这样一种传统与近代的观念紧张：西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理论，与传统中国的“天下—四夷”观念，或具体说，早已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积淀为传统的民族观和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两者之间如何调适？事实证明，这个问题让当时的人们颇费周折，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认同混乱。
其次，面对一个腐败的清政权，利用明清之际抗清反满的历史记忆资源，鼓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宣传手段和策略。但是这种民族主义的革命宣传和策略却是一把双刃剑：在鼓动起民族革命激情的同时，也大大伤及中华民族的整体统一。于是调适、统一，解决民族革命与中华民族整体崛起的问题，便成为人们思考历史与现实时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第三，同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主义的单一任务相比，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面临着双重使命：救亡和启蒙都很紧迫。如何让中华民族在获得独立、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同时，使中国从此走上现代化，使国人获得民主自由，从而平等地生活，也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因为在这强国梦想的背后，不仅包含着对民族前途的忧患和危机意识，而且还有着对“西方”世界的爱恨交加，并由此导引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评估及其未来命脉的思虑，从而呈现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路线争执。
第四，同西方相比，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民族主义理论是“舶来品”，而且是西方历史上历时性的各种民族主义理论被共时性地引进；有着复杂历史和现实社会构成的中国，在接受与传播民族主义时，还需要整合另外一种景观：有的提倡种族民族主义，有的探索文化民族主义，有的呼吁政治民族主义等等，怎样让这些不同的民族主义资源为同一个目标服务？他们各自又有怎样的发展命运？均难以卜知。
时人在接受和阐释民族主义时已然各执一词，这样在运用自己的学说和行动践行民族主义时，不仅有立宪建国和民主共和的不同，也有国内立宪和海外立宪利益的争夺，革命派内部国粹派和实践派的观念歧异，更不用说残存的清政府与各种势力的角逐纷争了！正如印裔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说：“民族主义虽然宣称是统一的或具有统一功能的身份认同，但实际上是一种包容差异的现象”，“我们听到的不是民族和谐而单调的声音，而是一群交互穿插的、矛盾的、含混的声音，彼此之间相互对抗，相互肯定、讨价还价”。这些认识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最好注脚！
但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启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之旅，古老的帝国踏上了向现代化迈进的涅槃之路，中华民族真正开始了由一个“自在的民族”向“一个自觉的民族”的发展演变。几代人的浴血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民族的主权独立国家，中国人用自己的民族智慧解决了复杂的民族主义本土化问题。（陈永霞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