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咒钢琴》讲述日军侵华期间，上海如何为欧洲犹太人提供庇护，以及发生在当时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而套拍的电视剧则是根据美国编剧丹妮拉·库恩（Daniella Kuhn）的故事改编，相比电影，它会更多、更细致地展现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和经历，同时也并不局限于犹太人。而相同的故事元素和人物将贯穿两部作品。
目前，一支云集美国和欧洲电影精英的制作团队已经建立起来，演员、服装、摄影等工作人员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剧组还邀请到尼古拉斯·梅耶（Nicholas Meyer）等美国编剧高手。“我们不仅仅要得到小说读者的认可，更要让没看过小说的观众认可。”他说，作为一个外国人，自己并不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写好发生在中国的故事。“通过读很多很多的书和资料，还是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而且电影本身就是一个越来越国际化的艺术形式，也能打造一部很好的电影。”另据任总透露，已找到当时很多国外记者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可以作为参考。麦德沃则补充道，“此次合作也将给更多中国同行机会，让优秀的中国电影人学到更多。”
“我甚至有一点恐惧，因为大家对我的期望值太高，还有就是——来自我自己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感情，一定要做出一部很棒的电影！”麦德沃还在上海的电影合作发布会上说，“来之前，我在电话里告诉老母亲——我要去上海啦。她让我把她当‘行李箱’一起带着，说不会打扰我做正事。我说，‘您已经90岁高龄了。’老人家气得挂了电话……我真地希望她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这部影片。”
双赢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外电影人了解到中国的合拍政策，他们与中国人合作的态度变得很踊跃。”张恂说。她任总经理的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与30多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电影制作公司和制片人成功合作，联合或协助摄制的各类故事影片800余部，协助拍摄各类短片700余部。“过去是中国影人主动寻找合拍机会，而现在，主动来中国寻求合作的国外同行日益增多。”
在她看来，合拍片之所以出现“旺市”，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迅速，去年国内票房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这自然让许多国外电影人看到了机遇；二是近两年来中国的合拍政策进一步放宽。据其介绍，中国电影管理部门与一些国家签订了《电影合拍协议》，合拍片在两国均能享受与“国产电影”同等的待遇（政府资助及鼓励政策等），也简化了进入了电影市场的手续（以“国产片”资格上映）。
“1年以前我陪同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总统来到北京，借这次国事访问之际中法双方签订了中法电影合拍协议。”法国国家电影与动画图像中心主席埃里克·伽兰德（Eric Garandeau）在北京表示，1年来中法共同生产了一些合拍片，“这些电影在法国具有法国电影的身份，在中国具有中国电影的身份，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同样在去年，中国和新加坡也签署了一份电影合作拍摄协议，“协议之后，中新合拍片在中国放映将不再受进口片引进限额的约束，在新加坡则可享受到政府及15亿元私人媒体基金的扶持。”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局长谢德谦说。
中新电影合拍协议的相关协商始于2008年末，历时近1年半完成。这一协议还允许，已经与中国或新加坡签署合作拍摄协议的第三国电影合作拍摄者参与中新合拍片的制作过程。新加坡是继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法国与新西兰之后全球第6个、也是亚洲第1个与中国签署电影合作拍摄协议的国家。
互动
“中外合作拍摄影片的过程是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过程。”张恂总经理举例说，中国和澳大利亚影人合拍《寻龙夺宝》(The Dragon Pearl)时，澳方团队十分理解和尊重中国人对“龙”的感情，在其颜色设计上充分考虑到中方团队的意见和建议，而对于龙的动作设计，中方又考虑到澳洲观众的欣赏需求。“由于文化的差异，中澳双方在价值观和审美取向上不甚相同，难免产生对对方文化的误读，而在创作上，合拍片不只是两国文化的简单拼凑，所以，彼此多一些沟通，多一份理解，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合作。”她并不提倡把在其它国家或地区曾经成功的故事原型生硬地改编、情节硬性地移植到合拍片中，“事实证明，这样的影片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大都不尽如人意。”
事实上，中国影人在操作合拍片时，正越来越盛行“从头做起”的理念，“我们鼓励和提倡合作从源头开始，双方共同创作剧本。”张总经理说，从剧本策划开始，可以更好地融合各国电影人的理念和文化，有利于合拍片的发行市场。
据致力于向中国内地引进国外影片的DMG公司总裁丹·名茨（Dan Mintz）透露，在与美方共同投资的合拍片《环形使者》（Looper）中，中方掌控了从电影前期筹备、剧本开发、演员选择、拍摄制作到发行的一系列运作，而不再似以前只是双方在资本上的合作。
“1913年，中国第一部电影故事长片《难夫难妻》（Die for Marriage)就是中美合拍片。”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J.Dold）表示，中美两国电影合作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是如今中国电影已发展成为成熟的行业，电影人之间的合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有着非常伟大精深的文化与哲学思想，应该充分的利用先进的技术，能够让更多全球观众了解中国的文化，让中国的电影产业进入全球。“我们也非常支持中国政府第12个‘五年规划’当中有关电影产业的发展计划，我们希望参与这个计划，并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影片《杀死比尔》(Kill Bill)的制片人本内特·沃尔什(Bennett Walsh)看来，好莱坞和中国电影人需要寻求平衡，让双方更多地参与其中，不仅是商业上的合作，还有创作上运用中国元素的合作等。
“尽管自从《红高粱》之后法国人非常欣赏张艺谋等中国导演的史诗般电影，但法国观众也对当代中国非常感兴趣，也很好奇地想知道今日中国人民生活是怎样的。”伽兰德认为，法国影人和观众感兴趣的其实是中国电影的日益多元化，“我希望，通过合作，电影能表现出中法国千变万化、各种各样的面貌。”
与纯进口片相比，在票房分账上，合拍片制作方得到的比例要高很多，这也让合拍成为更多好莱坞等国外的公司希望与中国影人合作的方式。“利益是目前合拍片在中国流行的最大驱动。”香港资深电影人施南生认为。
“中外制片人不应局限于买卖关系，而应在合作之初介入到影片的制作中，使合拍影片尽量扩大在双方市场上的份额。”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副主席韩三平说，电影的特殊商品属性决定了合作投资拍摄是最容易产生商业价值的方式。“由于一部合拍片可以在广泛的空间内传播发行，首先中国公司可以通过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发行收回一部分投资，而合拍方可以通过在英语国家的发行收回另外一部分投资，因此中外合作拍片将会从中得到更大的商业回报。”
去年，中国47部国产片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46部属合拍片。合作方包括一些快速成长起来的民营公司。“中国电影的回报力在快速增加，单片票房收入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可以迅速越过2亿美金的门槛。”华谊兄弟传媒集团（Huayi Bros. Media Group）董事长王中军说，合拍片的导向已经从资金需求转向人才需求，只要有好的项目，“可以分分钟融到资”。他和博纳国际影业集团（BONA FILM GROUP）总裁于冬一致认为，随着本土市场的逐渐壮大，未来合拍片，甚至是面向国际市场的英语合拍片，将成为中国电影投资的一大主流。
而除了商业电影试图以合拍谋求双方市场的最大利益外，文艺片导演也在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分担成本压力，为自己的作品找到出路。
“近年来，中外合拍片也表现出了空前的创新能力和活力。”张恂总经理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