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这条爆炸性新闻，1961年4月12日会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收音机里塔斯社的新闻大声地发布着：“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把世界上第一艘宇宙飞船'东方号'发射到地球轨道上，'东方号'上的宇航员是苏联公民、飞行员尤里·阿里克谢耶维奇·加加林少校……”
不能说前苏联的载人航天对中国没有触动，中国老一代革命家是高瞻远瞩的。
早在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前一年--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的一所军队疗养院里，中国就秘密组建了一个研究院，由科技泰斗钱学森当院长，并聚集了一大批科技精英，这个研究院的名字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老五院)，代号0038部队。它的神圣任务就是攻克远程导弹技术难关。1960年11月5日，前苏联专家撤走的第83天，中国地平线上飞起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1059”，报告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第一个霞光万道的黎明。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地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了太空。此时，比前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时间晚了将近13年，比加加林上天的日子晚了9年。
屈指算来，前苏联于1957年10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到4年，1961年4月他们就放飞了太空使者。美国于1958年2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整整4年后的1962年2月，他们也把宇航员格伦送上了太空。“4年时间”，多么诱人的进度！它深深地触动和“勾引”着中国的科学家。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第二年，一个乍暖还寒的4月间，在有全副武装军人把门的北京京西宾馆里，聚集了全国8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专家学者。虽然大家都身着便衣，但保密的气氛却让人感到这里是在开什么军事会议。此时，专家学者们正在讨论着中国未来的飞船该是什么样。由于时值1971年4月，因此，飞船便有了一个代号：“714工程”。
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品尝了我国自己研制的航天食品：高热量的巧克力、压缩饼干和美味的鸡汤等。有一种牙膏状的食品名叫鸡蛋炒米饭，挤入口中还真有鸡蛋炒米饭的味道，这让专家们也感到了新奇。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714工程”还诞生了一个全尺寸的模型，它的名字非常动听，叫“曙光号”。“曙光号”是一个类似美国第二代飞船“双子星座号”的飞船，外形像个倒扣的大漏斗，由座舱和设备舱两大舱段组成，座舱里放置两把宇航员坐的弹射座椅。
客观地说，当时科学家们对中国飞船的选型是很有见地的。
1967年4月，前苏联的“联盟1号”出师未捷，飞船首次返回就因降落伞未打开，摔死了优秀的宇航员科马罗夫，这是人类载人航天历史上牺牲的第一位宇航员，“联盟号”也因此停飞了1年半。而“阿波罗号”是美国的登月飞船，中国初搞飞船便一步登月有些不切实际，所以，中国的飞船选型目标便指向了“双子星座号”。
美国“双子星座号”的研制始于1961年11月，结束于1966年11月，历时5年。共建造了12艘飞船，其中2艘不载人，10艘载人，全部获得成功。飞船每次乘坐2人，不仅实现了宇航员出舱太空行走，还实现了与另一艘飞船的对接和联合飞行，飞船的飞行时间也创纪录地达到了13天18小时。
但是由于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低下，1975年中央决定“714”工程下马，“曙光一号”最终尘封在一张张的构思草图中。周恩来总理实事求是地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其大意是：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要搞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
自此，中国暂时停止了对载人航天的探索，而把精力和重点放在了各种类型的应用卫星方面，这一停就是10年。
是上飞船还是上航天飞机
20世纪80年代，又是一个世界强国划天为疆的“战国”时代。1984年1月，美国总统宣布要用10年的时间建造“自由号”大型空间站，前苏联正在秣马厉兵把永久性空间站--“和平号”推上太空，欧洲开始讨论研制“哥伦布”空间站和小型航天飞机，日本也在计划研制“希望号”航天飞机和大型运载火箭……在这场争夺空间优势的激烈竞争中，中国航天科学家坐不住了。
1986年初春，由著名科学家、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联名向中央上书而引发的著名的“863计划”，对中国的第二轮载人航天探索起到了直接的催产作用。“863计划”包括生物、航天、信息、先进防御、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7大领域、15个主题项目。航天技术是其中的第二大领域，简称为“863-2”领域。该领域要研究的是两大主题项目，一是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代号“863-204”；二是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代号“863-205”。
1988年的夏天十分炎热，载人航天的论证热度也达到了该揭锅的程度。7月20日至31日，北国冰城哈尔滨，“863-204”专家组筛选出的6个方案开始接受17位著名专家的评议。
在会议专家的评审打分表上，多用途飞船方案和小型航天飞机方案的得分非常接近，前者是83.69分，后者是84分。
“飞船方”认为，载人飞船既可搭乘宇航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可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就安全可靠而言，飞船具有明显优势，飞船的结构相对简单，无需复杂的空气动力控制面，也没有着陆机构及相关装置；就成本而言，飞船生产成本低和生产周期短是不言而喻的；而航天飞机无论是造价还是维修费用以及发射场建设，都相当昂贵，且中国当时连支线飞机都造不了，根本不具备航天飞机生产的条件。
“航天飞机方”则认为，航天飞机集火箭、卫星、飞机的优点于一身，既能像火箭一样垂直发射，又能像卫星那样在太空轨道绕地球飞行，还能像飞机那样再入大气层滑翔着陆。无论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的性能方面看，它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的潮流，多次重复使用也是比较经济划算的；而飞船技术花费精力搞出来了，也迟早要被淘汰。
经过两年多的航天高技术概念研究，航天领域的专家们得出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应当从载人飞船起步，中国的飞船要一步跨入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1991年的春天显得格外的绚丽多彩，中国载人航天的步伐在明显地加快着。
从5月份起，航空航天部先后邀请了数批俄罗斯航天专家来华讲学，重点介绍俄罗斯在发展载人航天，特别是研制“联盟号”飞船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并派遣了20名年轻的技术人员到俄罗斯学习，为期两年。
11月，一、五和八院三个总体单位分别提交了各自的载人飞船设计方案，有的方案厚达一尺多。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航天问题。会上，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75岁高龄的任新民院士，带着一个飞船模型，亲自进行讲解和演示，并代表航空航天部汇报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会议决定，在“863-2”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和航空航天部过去论证的基础上，由原国防科工委牵头继续组织各方面专家，深入论证。
1992年8月1日，中央专委第7次会议听取航空航天部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成的论证组汇报。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我国载人航天分三步走：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2艘无人飞船和1艘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与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1992年9月21日，决定性的日子来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汇报。大家讨论了整整一个上午，最后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有事可直报中央。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查阅当时工程立项的任务书，里面有一段对载人飞船工程的完整论述。好事多磨的中国的载人航天，1992年终于真正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