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创新
“至今，我们演某个角色时还会想，要是于是之先生他们会怎么处理呢？”新版《茶馆》主演之一、《甲子园》中甘当老艺术家B角的濮存昕对《北京周报》如是说。
据传，这位当红话剧影视表演艺术家、北京人艺副院长请一些年轻演员从高收入的片场回剧院排戏，最奏效的一招是跟他们手机里喊“回家上课”——因为有老艺术家同台。
“在剧院外面很多人是‘老大’、大牌，但回到北京人艺，我们前面有前辈，谁敢自个说自个是老大？”濮存昕说，人艺是个平等的地方，大家也享受这份平等。
濮存昕的父亲苏民也是北京人艺的导演演员，他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的几位研究员曾合作撰写了《论焦菊隐导演学派》一书，成为北京人艺研究的开拓者。
事实上，这对父子本身就体现出焦菊隐所创立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传承关系。他们同演过一个角色，并在父导子演的话剧中共同创造。这种合作的代表作《李白》已持续上演了20年。
2005年，为了纪念焦菊隐诞辰百年，“依葫芦画瓢”《茶馆》再度演出，这也是继1991年于是之告别人艺舞台之后首次上演“焦版”《茶馆》。复排导演林兆华话分两头：一方面让观众看看50年前焦先生排的《茶馆》是啥样，“我一直在努力地消灭自己，力图一点不动地复原焦版《茶馆》，请大家来看看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放在今天，依然是同类作品中的上乘精品。”而另一方面，林导演也提出：“描红模子”毕竟不是一个很好地继承传统的方式，只有超越了才能显示传统剧目的生命力，也才是更好地继承。
在此若干年前，身为人艺副院长的于是之就建议林兆华重排《茶馆》，并对他要“彻底推倒过去”的想法深表赞同。
林兆华1982年9月执导过了一出“先锋试验戏剧”——《绝对信号》。其故事不算新鲜（车匪铤而走险，即将造成列车颠覆的生死关头，车上的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为了深入揭示和外化人物的心理活动，编导运用西方意识流等在当时中国尚属“超前”的手法，让现实时空与心理时空相互交替、转换，尤其是，该剧还涉及了一个“尖锐话题”——失业，尽管主创把这淡化为“待业”，并把主题“拔”到“挽救失足青年”的高度。第一轮审查结束后，近10分钟，无人言语……打破沉默的是一位老艺术家：“北京人喜欢吃一种铁蚕豆，四川有一种怪味豆，我们就把这部戏当怪味豆吃，其实也不错……”于是之等其他“老人儿”也坚决支持林兆华这位已46岁的“新人”。
这一年11月，《绝对信号》终于在北京人艺一层排演厅正式公演，如同一颗“信号弹”，使许多人奔进剧场，甚至从外地特地赶火车到京看这出话剧。于是乎，这出试验剧的演出场地搬到了当时人艺的歌舞厅——如今人艺的“实验小剧场”，它被认定为开启了中国小剧场运动的先河。
上演到第100场时，当时身在上海的曹禺院长发来贺电，结尾是与演出无关的一句话：“我很关心我院的体制改革。”他还赞誉林兆华是“人艺的骄子”。不过，不少人认为他是“逆子”。
今年已76岁的“逆子”似乎依然未“老”，仍不断推出新戏，每一出仍饱含不倦的探索精神，即便不少年轻后生也不得不服。“能‘动’时，我便排戏，干不动了，我就看戏。”他说。
60年里，允许“逆子”存在的北京人艺也有“反复”，总绕不开继承与创新关系的讨论乃至争论。而现任院长张和平在今年60周年院庆时反复提及“在继承中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学者型剧院而努力奋斗”。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剧院可以把自己和“学者”联系起来。
张院长曾担任过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和电影公司老板，在中国内地首推电影档期概念与目前最卖座导演冯小刚和其“贺岁片”，2008年奥运期间还担任开闭幕式活动部部长，被同行敬佩的“对政府、政策、观众、市场都特别理解的人”。
“在继承中发展。比较多地强调了继承，但其实是个辩证关系。没了继承，发展就没了基础；但如果只有继承，而没有发展，继承也就失去了本来该有的意义。”张院长认为，一个剧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是以剧目作为体现的，这个主干必须理清。“北京人艺还是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是有60年积累的演剧学派，这不是短时间形成的，要倍加珍惜。这些年我们也比较多地恢复了一些剧目，它们对历史有一定的积累过程，这是人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狗熊掰棒子’，要把60年的家底给保住。”
在张院长看来，北京人艺是文学的剧院。“导演会换，演员会换，永远不换的是剧本。剧本，剧本，不光是一剧之本，也是剧院立身之本。剧院与剧作家的关系是水和鱼，是手心和手背……剧作家是一出剧目的缔造者，更是一个剧院的中流砥柱。”
从建院之初，北京人艺就奠定了自己“文学剧院”的一种传统，郭沫若（1892—1978）、老舍、曹禺……这几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响当当的名字，共同支撑起了人艺“郭老曹剧院”的文学根基。如今，由于影视剧等的各种冲击以及当今整个中国剧坛都面临原创匮乏、编剧短缺的“剧本荒”状况下，人艺依然保持着文学剧院的传统，拥有一支让影视界都不得不羡慕的强大“外援”军团。
聘书编号为“001号”的院外编剧何冀平（现移民香港，《甲子园》剧作者）曾是一名工厂女工，正是被北京人艺慧眼识才才开始的编剧生涯。据她回忆，当年北京人艺最核心的部门不是院长办公室，而是剧本组，其组长是艺术大师于是之。“我们创作环境非常宽松，剧院一点不给压力，一直不交剧本也没关系，可以说就是当宝捧在手心整天‘供着’。于是之先生每周都会组织编剧一起聊天、吃饭。后来他当上了副院长，工作很忙，但我们编剧组的每周一聚依然雷打不动。如果把剧本交出来，于先生每一次都是恭恭敬敬的，双手接过剧本，感觉就是把你的心血都接过去了。然后他会把自己关在家里，躲起来，不见人，认认真真看两遍大家再一起讨论。人艺对编剧的好，实在太多了。当时分房子、搞福利，第一个一定是想到编剧的，于是之当时就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一位编剧。他曾在报纸上写道：感谢剧作家，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
“希望北京人艺能坚持以文学为基础的方向，这正是一代代人艺院长留下的传统。”张和平说，过去，现在，像人艺这样专门用一个部门来管剧本的不多。“一个剧院得靠剧本说话，文学基础决定了作品最后的成败，戏剧的生命力在于戏剧文学的品质。文学是人学，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是否有强烈的个性。写人和人物的命运，这才是永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