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租车停运事件频发，虽然诱因与燃油附加费、“专车服务”冲击等有关，但较多舆论认为，病根还是出租车行业长期垄断经营带来的弊病。
“一宗罪”：出租车数量严控不顾市场需求增长
我国出租车行业多年来饱受垄断经营质疑，每个城市出租车的运营牌照由政府部门控制总数量发放。在一牌难求之下，出租车牌照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记者采访发现，上海出租车牌照转让价格被炒到50万元以上，沈阳的出租车车标价格上涨到80万元，仍供不应求。
由于有的地方出租车牌照没有有效期，所以“一旦拥有”就等于“天长地久”。沈阳出租车司机李峰告诉记者：“在获得‘车标’后，只要把车租出去，什么都不干，年收入就可超过9万元，标主10年内就能收回成本。再往后就是净赚的。”
“二宗罪”：出租车定价全靠政府调整
在９日西安和上海的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上，有消费者代表提出，“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提价的听证会，因为光靠价格调整是解决不好行业问题的”“需要优化出租车经营模式，重新研究价格制定规则，改变政府定价的现状”“能否逐步研究适度放开（出租车）单一的价格管理制度”。
还有消费者代表提出，应该根据车型、驾驶员星级、上下班高峰期等因素，灵活制定价格，而不是现在“一刀切”的价格。
而因为高昂的“份子钱”带来的紧张的劳资关系，每一次出租车调价、每一次燃油附加费调整都像在鸡蛋码放的金字塔上放新的鸡蛋，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艰难。
“三宗罪”：出租车公司管理成本长期一笔乱账
尽管不少出租车公司都在喊穷，但其背后却有着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记者调查得知，某出租车公司虽然只有40辆出租车，但管理人员却有40人；另一家管理上万辆出租车的企业，其各级管理人员有2000人左右。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学金告诉记者：“上海一些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靠300多人就能管理37万人的信息。可见，很多出租车企业提升管理效率压缩成本还有很大的空间。”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陈小鸿也指出，很多出租车公司公布的支出栏目不够细，尤其是管理人员开销不够公开透明，不够详细。
改革迫在眉睫
近年来，各地出租车司机群体停运表达不满日趋频繁。记者梳理发现，2014年内蒙古包头、广东清远、陕西宝鸡、安徽黄山等地都曾发生过出租车“不拉活”事件。而2015年才刚刚开始，就接连发生停运事件。出租车行业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表明，改革迫在眉睫。业内人士认为，出租车改革顶层设计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对此，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目前政府借助出租车公司监督管理，而出租车公司通过征收“份子钱”约束出租车司机。但是，“随着科技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卫星定位系统、智能软件等手段管理出租车，出租车公司这种以专营权获得暴利的中间层，只是徒增运营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应下狠心动刀子”。
长期关注交通领域的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王军认为，此前城市之所以要严控出租车数量，是为了防止发生恶性竞争、盲目增加数量导致道路拥堵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但现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都被解决了。那么继续进行数量管控、价格管制的意义在哪呢？
专家认为，出租车行业改革毕其功于一役或有难度，让出租车行业更多地在阳光下运行却不是难事。陈小鸿建议，出租车行业应让监督和审计深度介入，向驾驶员和市民公开出租车企业的支出情况，包括“份子钱”的总数和使用情况等。通过出租车行业成本的透明公开，让社会参与监督，倒逼行业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