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21日发表全球绿色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高级顾问谢孟哲为该报撰写的题为《中美气候声明需要绿色金融支持》的文章。文章说，日前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可能为2015年巴黎国际气候大会带来突破性进展。声明中的实际数字十分重要，因为治理气候要依靠控制碳排放量，而非笼统的政治决策所能完成。但中国愿意设定碳排放量上线的信号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如此一来，奥巴马总统便能够在国内宣传国际减排行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便有机会提高美国的减排目标，进而推动全球各国签订一份宏大的气候协定，将气候变化维持在可控制范围内。
但解决气候问题还存在一个重要症结，那就是资金。根据国际协商，发达国家出于历史责任应该承担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资金。根据2009年发表的《哥本哈根协议》，不迟于2020年，全球每年应拿出1000亿美元用于治理气候变化。但自协议签订，各国就对这项内容争论不休。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从公共资金中抽出一部分实现该目标。而发达国家则希望从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共同筹资，并且希望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出资；并强调与气候相关的投资能给双方带来就业增加、健康改善和城市环境提高等益处。
资金的确是达成并按照科学预测的时间和范围实现协议的基础。毫无疑问，富裕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费用，尤其是在支持贫穷国家（比如一些小岛国）适应气候变化上。而以美国在澳大利亚20国峰会上做出的25亿美元承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承诺，则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实际上，1000亿美元的目标不过是一种安慰。首先，这个目标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它大是因为经合组织成员国面临经济紧缩的压力，正在艰难应对国债和缓慢的经济增长。说它小是因为，全球每年需要5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体经济稳健发展、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并推动全球向低碳方向转变并适应气候变化。
其次，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是全球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一部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融资政府间专家委员会指出，为实现2015年后的发展目标，各国必须为基建、医疗、教育、能源使用、性别平等，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缓解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财产提供充足资金。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缺口达2.5万亿美元，中小企业信贷缺口达2.5万亿美元，全球范围内达3.5万亿美元。而中小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也是主要的就业提供者。
再次，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都来自本国，不论是私营部门还是公共领域。南非能够成功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多亏国内的经济支持，国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了80% 以上的资金，国内能源消费者则负担了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金。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清洁能源投资从2004年的49亿美元猛增到2012年的726亿美元，占全球总额近一半；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自2004年以来共投入 2330亿美元。其他较小的、贫穷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依赖外部资金，包括受优惠政策吸引的投资和私人投资；即使在这些国家，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南合作成了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
为可持续发展各领域提供资金不仅需要政治承诺，还需要有将宏观金融体系（资本市场、银行和保险机构）与社会和环境风险和机遇结合起来的决心。当今金融体系并未实现这一点。虽然早有警告表明自然资源投资和碳密集型投资的价值会因技术、政策、灾害性天气事件和公民的选择而降低，但这些投资依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在过去的2年中，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总体碳排放强度增长了37%。清洁能源投资虽然在过去10年有所增长，但到目前为止，全球每年只有0.01%的投资专用于绿色基建。今年绿色债券发行额达到400亿美元，可谓前所未有，但评级机构才刚刚开始考虑气候问题给国家主权和企业债务带来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