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17日电（记者郝薇薇）“世界史之父”施吕策尔说，历史应当说明“地球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怎样从过去演进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自人类由孤立走向连结，时间长河里的任何一截断片，在世界全景图上都有自己的映照。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便是这样一截历史断片，这场“一夜之间发生的战争”不但是１４年日本侵华战争的肇端，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于中国，它刻下了山河沦丧的耻辱；于日本，它种下了武力称霸的苦果；于人类，它留下了穷兵黩武的文明伤疤。
83年后，当和平已成习惯，我们不禁要问：疯狂一战收场短短十余年，为何战争机器再次轰隆而动，将人类驱赶至自相残杀的混沌？
83年后，当世界酝酿变革，我们不禁要问：国际秩序起承转合数百年，为何人类仍要用冲突挑动震荡，用战争改变格局，任贪欲、狂妄与野心肆意放纵？
1931年的日本，深陷“昭和经济危机”，以战争转嫁危机是其相承于甲午战争的基因。
1929年10月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于次年3月波及到日本，持续三年之久的“昭和经济危机”拉开大幕。1931年是危机高峰年，当年日本工业生产总值较之1929年下降三分之一，对外贸易缩水近一半，失业猛增，社会动荡。日本国内各派力量都在寻求摆脱危机的药方，最终“扩疆”与“经营满蒙”的主张占了上风。
近代以来，日本多次在破产边缘徘徊，后来都靠战争起死回生。甲午战争前的日本，正处于经济萧条的恐慌之中，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但仍冒险以“国运相赌”发动第一次中日战争，最终靠清政府的巨额赔款成为亚洲的“暴发户”。尝到侵略甜头的日本自此欲罢不能，在通过对外扩张转嫁国内危机的歪路上愈走愈远。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不到半年时间侵占了较其领土“大逾三倍”的中国东北，掳掠财富无数，得以暂时摆脱危机。这一相承于“甲午”的“坏样板”效应直接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并在六年之后引爆全面对华战争。
1931年的日本，“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主义日益膨胀，以战争打破一战后的亚太格局继而称霸世界是其“征服满蒙”的动因。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是1927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对日本政府以对外侵略为内核“大陆政策”的赤裸表达。而 “九一八事变”元凶、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更是鼓吹，“西洋文明中心”的美国与“东方文明中心”的日本必将开战，为赢得对美战争，及早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唯一的活路”。
1931年，按捺不住扩张冲动的日本在国内危机的催化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争夺亚洲霸权和走向发动世界战争的起点，在日本的冲击下，一战后建立的脆弱国际体系在中国东北出现断裂。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限制了日本的海军军备，遏制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重新分配了列强在亚太的利益。然而，“九一八事变”，日本以战争手段强行突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打破了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亚太政治格局。
非但如此，“九一八事变”还对一战后的短暂和平造成了严重冲击。1928年，在和平运动涌动的背景下，英美法德日等国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巴黎非战公约》。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普遍性国际公约的形式，正式宣布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日本的对华侵略粗暴践踏了《巴黎非战条约》，后者成为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法律依据之一。
令人费解的是，在自己大力建造的国际新秩序遭到日本军国主义挑战之时，英法美等国却采取了观望与绥靖的政策。“九一八事变”之后，丘吉尔在给当时英国首相鲍德温的信中写道：“日本在地球的另一端，它对我们的安全不会产生丝毫的威胁，它没有同我们冲突的理由。同日本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任何有理智的政府都不必去考虑它。”
然而，谁又能料到，十年之后，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入侵英国治下的香港。数以千计被俘的盟军士兵被押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地沈阳做了苦工。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前，安倍政府加速推行所谓“军事正常化”，增加国防预算，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其“阉割和平宪法”、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令人生忧。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指出，日本快速提高军力的计划破坏了现有的国际关系，这个国家难以遏制地想恢复自己作为地区中心力量的地位，妄想成为“亚太地区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