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近来转暖，两国事务层面互动增加，8月9日在缅甸两国外长实现“非正式接触”。两国在此时缓和关系，其时机选择耐人寻味。安倍主动向中国示好，是战术调整还是战略调整，日本国内哪些因素促成此次转暖，这些问题需要深入分析。
第一，中日关系低潮持续近两年，在此时两国关系转暖，有深层次原因。首先，安倍选择在7月份向中国表达改善两国关系愿望，是因为安倍在7月1日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基本实现了安倍上台时宣称的两大政治目标，即参拜靖国神社和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能当选首相，依靠保守派鼎力支持。安倍当选后一定要实现保守派追求的政治目标，安倍两个政治目标都和中国有关系。参拜靖国神社必然引起中国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也要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在闯关前，安倍在政治、外交和安保领域全面挑战中国，制造两国紧张气氛。闯关成功后，安倍开始释放善意，降低中日交恶对日本利益的损害。
其次，中日两国针锋相对斗争，形成中日“互损”关系，两国在外交领域看对方行为决定己方行为。这种“相互主义”行为，在两国关系良好情况下，可以促进关系发展，在关系恶化下，使两国关系螺旋下降。经过近两年斗争，中日双方都切实地认识到两国交恶，不利于两国利益，客观上两国已经到了缓和关系时间点。这种“恶性互动”往往是两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条件之一，促使双方冷静思考对待对方的方式，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
第二，此次两国关系转暖与安倍调整战略有关。首先，安倍政策课题主要是发展经济和安全保障。随着中国崛起，日本与中国争夺在亚洲影响力。安倍策略是绕开中韩，着力于东南亚、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把中韩边缘化。在安全保障上日本为增加自身安全采取的举措，会给邻国带来不安全，加深日本与中国的安全困境。日本对中国政治和安全压力损害中日经济关系，日本在东南亚和印度找不到能替代中国的大市场。而日本国民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安倍着重“拼安保”策略与日本国民要求相背离。安倍需要在发展经济和安全保障之间寻求平衡，发展经济是安倍首要政策目标，加强安全保障不能以损害经济为代价。
其次，安倍战略核心内容是追求日本政治大国化和独立自主，与中国交恶只会让日本更加依赖美国。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化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积极发挥作用，提高在日美关系中地位，争取日美平等关系；另一个是获得亚洲各国支持，东亚是全球经济最活跃地区，日本认识到东亚政治和经济统合重要性。从中曾根时代以来，日本就积极推动东亚统合，但美国一直反对。安倍对美一边倒，只会重蹈小泉覆辙，依附于美国，日本需要加强中日关系，平衡美国影响。
第三，此次两国关系转暖有日本国内政治因素。首先，安倍上台以来保持高支持率，多数时间维持在60%以上，给安倍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提供动力。但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安倍内阁支持率降到43.5%，不支持率上升到35.1%，自民党支持率也随着安倍内阁支持率下降。下半年日本举行多个地方知事选举，7月13日滋贺县知事选举，民主党候选人击败自民党候选人。10月、11月还将举行福岛县、冲绳县知事选举，明年4月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安倍以如此低支持率进入选举，可能难逃失败命运。安倍有必要在外交领域得分，拉高支持率。中日关系在日本受各界关注，舆论调查显示希望中日首脑尽快会晤的国民达到54%，是中日关系改善的民意基础。所以，安倍顺应民意，改善中日关系是大势所趋。
其次，安倍代表财界利益，此次中日交恶，日本经济界承受压力，财界一直敦促安倍尽快修补中日关系。但安倍一心要解禁集体自卫权，不顾财界呼声，日本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经常批评安倍。6月神原定征出任经团联新会长，安倍趁机拉近与经团联关系，改善中日关系有利于安倍调整与经济界关系。
此次中日关系转暖和两国在事务层面积极交流和磋商分不开。在中日两国热点问题上，如中国公民控告日本企业强制劳动案，中国扣押三井船舶公司轮船案，都在双方积极努力下，得到圆满解决。中国多次派遣代表团访日，也邀请日本各党派访华。日本事务当局也积极回应，日本外务省建议安倍不要在第三国点名批评中国，安倍在澳大利亚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中国，只说“中国是重要国家”。日本外务省在商讨安倍讲话稿时，也会删除对中国的批评。两国关系改善还会遇到困难和波折，只要两国本着“和平和发展”理念，两国终将携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