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空气不行了，发展的意义何在？”本月，地方两会在中国各地密集召开，可一些地方的代表委员却无奈地在“重重雾霾”中为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治霾”也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2013年，中国经历了数次大范围的雾霾天气，最严重的一次曾波及17个省份。“雾霾袭城”已不仅局限在工业集中、人口密集的华北、华东地区，包括西南边陲广西、中部省份湖北等在内的多个省份纷纷“沦陷”。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近50年来中国雾霾天气呈增加趋势，且持续性霾过程增加显著。霾日数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增长最快。
去年秋季以来，上海多次出现严重雾霾天气，屡陷重度污染。
在上海两会，“治霾”是仅次于“自贸区”的一大热词。今年政协上海市十二届二次会议收到的823件提案中，与大气污染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超过10％。
百余名上海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从我做起，春节不放烟花爆竹”的倡议，他们认为，无论雾霾的成因如何，春节不燃放烟花爆竹一定能减少人为因素对大气的污染。
上海市政协常委胡光则建议，党政机关应在污染天气带头大幅度减少公车使用；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吴范宏呼吁，雾霾治理首先应当信息透明，保障大众对大气环境监测数据以及科学应对方法的知情权，避免环境信息不透明造成的“信息霾”。
上海市市长杨雄表示，上海即将实施包括187项具体治理措施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并与江苏、浙江、安徽建立长三角地区的联防联控，在橙色和红色的重污染预警时，将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
作为雾霾的“重灾区”，在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中开幕的北京两会，首次将降低PM2．5纳入立法。
本次会上表决通过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明确了对机动车数量和燃煤总量进行控制，严重污染空气者将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罚款金额“上不封顶”。
北京市人大代表、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建议，相关部门应考虑同时制定北京市“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用环境保护指标“约束”发展。
“北京要就地消灭污染产业，不能转移。污染是跨区域性的，企业即使搬离行政区域，也会向周边扩散再反过来影响本地，污染源必须就地消除。”王金南说。
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4年将基本消除五环路内燃煤锅炉，建成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削减燃煤260万吨，退出污染企业300家，基本淘汰黄标车，开展细颗粒物成因研究和减排关键技术攻关。
北京相关负责人承诺，到2017年大气质量实现改善，为此投入的资金高达7600亿元。
在钢铁、水泥产能过剩，因而污染较为严重的河北，当地两会上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减重”计划，确保今年压减1500万吨粗钢、1000万吨水泥、1500万吨煤，到2017年压减6000万吨钢铁、60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煤。
吉林省要求6月底前县级以上城市全部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4年底前，将实现PM2．5空气质量新标准检测工作市级全覆盖，并推动《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出台。
山东省政协共收到十余件关于治理大气污染的提案，几乎各个界别的小组讨论都会涉及此话题。辽宁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专门举行了防治大气污染专题协商会。在湖北，雾霾不仅是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题，也首次出现在湖北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就连森林覆盖率达60％、曾是“环境优等生”的西南边陲广西，“霾之困”也令代表委员忧心忡忡。广西政协委员、自治区监察厅副厅长江红兵介绍，2013年南宁市污染天数达92天，占全年天数的25．2％，为此他专门提交了关于治理南宁市大气污染的提案。
“要破除某些官员慢慢治理的思想，不能以西方治理历经几十年作为借口。”王金南说，治污先治官，需要继续降低GDP考核权重，“治理环境污染时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