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各摸各的石头各过各的河
海盐县的改革只是现在全国各地开展土改试点工作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今年深圳、安徽、重庆、浙江等省市政府都相继出台官方指导性文件，土地流转试点多方突围，可谓“各摸各的石头各过各的河＂。
土地资源十分稀缺的深圳曾在上世纪80年代推出“土地有偿使用”模式，并迅速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如今，新增土地空间几乎为零的深圳，在“新土改”的探索工作上，比全国其他试点城市显得超前。
与上世纪80年代的“土地有偿使用”类似，深圳是将农地直接入市的首个尝试者。2013年1月，深圳市政府发布“1+6”文件，鼓励农村符合规划的合法工业用地进入市场。
在此基础上，2013年12月20日，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的A 217-0315地块将作为国内首块农村集体工业土地进行正式拍卖。从其出让条件来看，该宗地的收益分配方式为：所得收益70%纳入市国土基金，30%归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
CRIC研究中心分析师房玲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深圳此宗土地采用的利益分配方式虽然短期收益较少，但是从长远来看，收益更加稳定持久。房玲认为，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这种利益分配方式可以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鼓励各个社区将尚未进行开发建设的、符合规划的合法工业用地拿出来，使得政府在执行层面面临的阻力减少。
与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深圳不同，传统的农业大省安徽于今年10月启动了全国范围内首单农地经营权流转信托计划。安徽的土地信托试点，是在不改变农村土地农业用途及权属的前提下，土地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委托给受托人进行资本化运作，土地收益则归受益人所有。这个信托计划中土地增值收益的70%将分配给农民。
在启动国内首个土地信托计划之后，安徽省今年11月发布《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2015年底前实现农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农用地、未利用地和农村范围内的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全覆盖，并允许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出让、租赁等方式依法进行流转。
广为人知的还有重庆的“地票”模式。重庆市通过把农村闲置、废弃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保障农村自身发展后，节余部分以市场化方式公开交易即形成地票，并成为在全市规划建设范围内使用的指标。
据重庆市国土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市在改革中推进了多项重点工作，包括开展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成立农村土地整治中心，提供有保障的地票来源；强化制度建设，对复垦、验收、交易、使用各环节进行规范，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等。
此外，浙江温州也在今年8月出台《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自今年10月1日起，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可以交易的农村房屋所有权、依法可以交易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等12类农村产权，都已可以通过温州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进行交易。
风险：“资本入村农民出局”初现
“新土改”中勇于进行试点的城市大多是根据各自城市实际情况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个别地区“资本入村”带来的农民失地“出局”风险也引发社会关注。
被誉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近年来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后转包、转租招商引资，以期借工商资本“入农”带动经济发展。
但是，小岗村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工商资本大举进入带来新气象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如企业经营的土地出现大面积抛荒与闲置，行政力量过多介入致使流转中部分农民权益受损，引发当地群众的不满和质疑。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此前的调查中还发现，当地还出现了一些侵害农民权益的流转“走样”现象。比如，流转中出现“以租代征”苗头，农民存在失地风险；“打包租地、搭车征地”，需求不足导致的流转率“虚高”；甚至出现农民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离开自己土地。
当地的农委干部和农民也已经意识到，土地流转用途缺乏更细化的管理规定，“资本入地”也缺乏相应的退出机制。究其根源是目前土地流转进入门槛不严，从而对进入的工商资本缺乏有效监管和制约。
有分析指出，凤阳县小岗村在“新土改”探索中所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因监管不严而存在的其他方面的隐患还有：将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强行转化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强制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甚至占用农民耕地等乱象在各地时有发生。用地失控现象屡见不鲜，侵害了农民自身的权益。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有些试点地区，农村土地经营权过度集中在村委会手中，村干部与农民信息严重不对称，农民缺乏话语权和决策权。有时候，村干部和投资人坐下来“喝一顿酒”就能决定几百亩土地的承包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业内认为，应该警惕“新土改”过程中因为土地流转出现的“与民争利”等风险和隐患，同时快速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的相关配套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