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5.12”汶川大地震释放出中国民间巨大力量，唤起中国“公民社会”觉醒的话，那么漫长的三年灾后重建则将国家的公共关怀表露得清晰无疑，这种关怀打破过去局部利益、地区利益的对立，最大限度地展示出中国人本性中“善”的一面，间接地重塑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5.12”汶川大地震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世界。灾情发生后，中国举国齐心、道德热情高涨，并由此催生出蔚为壮观的志愿者大军，他们源源不断地奔赴灾区一线，成为这个国家难得一见的景象，当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志愿者元年”。
“人们这一次真的团结起来了，没有等到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时才开始行动。”身上穿着“我爱中国”字样短袖衫、来自贵州的吴宇这样说道。他开着自己的吉普车日夜兼程地赶来，车上装满了衣物、饮用水、面包和方便面。
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价值得到真正的张扬，人们舍弃以往的歧见，国家、社会、民族间曾有的隔阂瞬时变得微不足道，这就是人性的光辉，哪怕只是在黑暗的时刻才显得特别显眼。
四川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昌文教授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为上述行为赋予了“应急反应”的定义，“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陈昌文回忆说，“当时有人告诉我，感觉平时活得特别狭隘，但当全身心投入抗震救灾后，只觉得自己的心胸一下子开阔起来。”
有媒体曾这样向陈昌文发问：“抗震救灾时呈现出来的这么一种大爱无疆的状况是否能够长期保存？”他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既然是一种应急状态，那么它就必须回到常规，回归到七情六欲的常态社会中去。”陈昌文说，“但是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那就是具备了一种超越区域、阶层的、人类共同的爱，地震让我们看到中国还是有这种‘善’存在的，并具备了随时实现的可能性。”
的确，以地震时的“非常态”来对照平常中的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30年，经过近30年转轨经济的冲击，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越来越被弱化。无论是行政组织，还是商业机构；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莫不如此，由此滋生出官员的贪污腐败，不顾民众利益的食品安全问题等无不令人痛心。
在这一层面上，灾难带来伤痛与损失的同时，更似一部鲜活的教科书。在抗震救灾时所积蓄并闪耀的“中国精神”值得歌颂与纪念；中国政府首次在震后第七天设立“全国哀悼日”， 也表达了对民间民俗在国家制度上的首肯。
而在震后，山东援建北川、广东援建汶川、浙江援建青川……全国共计18个省、市投入四川省的灾后重建大潮，如此的“对口支援”无疑是中国执政模型的创新，拉近了中国东、西部间的距离。“它所形成的平行化支援甚至比纵向的、自上而下的支援来得更为有效。”在陈昌文看来，如此制度创新，在当前社会表现出了一种国家的公共关怀，超越了“官本位”思维，也增强了国家认同感。
对口援建之外，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资支援也如同雪片般“飞”向灾区。据中国红十字会最新披露的信息，灾后重建三年来，各方汇集的爱心剧增，仅帐单票据的重量就达500多公斤重。
“一方面要看到这样的慈善是中国面对危难时所迸发出来的道德共性，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反思制度建设，尤其是慈善制度的建设。”陈昌文说，我们要反思的是这样的慈善之举如何在平时得以展现，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社会，如何建立、健全慈善制度是应该认真思考的，“如何让这么一种‘善’变成常规，变成社会和谐的力量，这是地震及灾后重建所带来的重要启发，也会对中国50年甚至100年后继续保持国力强盛大有助益。”
